2012年3月以来，湖南湘潭人廖红波为申请“三公”经费信息公开，起诉多个镇政府，但至今仅有3个镇政府较为完整地提供了相关信息。廖红波称，有官员拒绝公开“三公”经费并称他在给政府找麻烦，“如果老百姓都来问东问西，政府啥事儿都干不成了”(8月26日《中国青年报》)。

　　公开“三公”经费属于民众知情权范围，何以中央政府及省级政府不嫌干不成事，纷纷公开，而镇政府反而会因公开干不成事？不仅逻辑上不通，法理上亦有所僭越。

　　从政策层面看，国家有信息公开条例，宪法也赋予公民知情权；从社会发展进程来看，公众日益觉醒的权利意识无法容忍这种衙门意识，继续置公众诉求于不顾，显然不智。这些年来，围绕“三公”，社会与政府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博弈，在推动政府阳光行政方面起到了显著作用，按照这种进度，依法治国的理想有望深度照进现实。这无疑令人激动万分，在这个史诗性渐进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我们逐渐看到了服务型政府的雏形，这是一种趋势。

　　然而，在政府公开透明几成世界惯例的情况下，公民的求真相欲望却撼动不了个别官员的僵化思维。这样的权力不耐烦，无非是对利益地盘的固守，不愿直面监督。正如江湖帮派戏中，彼此划定地盘不容别人插足一样。

　　因此，要满足公众知情权，监督“三公”，就必须形成制度，对拒绝公开的政府官员应予以严惩。如果没有问责机制，唯有靠公民个体不厌其烦地逐一司法诉讼，显然不符合社会司法成本的节约。而且，政府在遭遇诉讼后，也只是应付性地进行公开，不能形成公开的自觉性。也就是说，没有形成制度惯性，则还会耗费更多的社会资源用于追问“三公”。这也是巨大的浪费。就现实来看，现今的“三公”公开条例并没有上升成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为官员提供了腾挪的空间。可以说，“三公”公开的道路还有一段长路要走，公民还需坚持追问真相。

　　我们知道，公民社会的点滴前进，从来不是政府官员突发良心的成全，而是社会力量的逐渐加大的诉求，在扎实地推动政府前进。正是在这种润物无声式的改良中，中国社会才发生了惊人的转变。中央领导也陆续向全国喊话，称要转变观念，民众幸福是党与政府努力追求的使命，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因此，回过头来看拒绝公开“三公”的镇政府，又是怎样的与社会发展逆流而行，与中央大政背道而驰，在其骨子里，依然是官本化意识的傲慢，不仅没有法律观念，更没有起码的政治常识，依然视民为敌，这是极其危险的。 （宁新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