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由国家发改委组织的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完成了对浙江、广东、江西和贵州等8个有代表性省份的调研。调研课题涉及农民工融入城市化的成本、城市综合交通网络建设、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其中，在调研户籍制度时，调研组发现“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

　　在国家层面，从不缺乏类似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话语。从2001年户改文件下发，到2011年国务院出台《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都提出地级市以下市区全部放开户籍制度。那么，为什么这一改革几乎遭到所有市长的反对呢？原因在于，户籍制度并不仅仅是一种身份间隔，还直接与教育、社保、医疗等多种福利挂钩，地方政府如果要放开户籍，势必也要扩大城镇福利覆盖的范围，但地方政府目前多数都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尤其在房市调控严峻、土地财政收入缩水的情况下，地方上更是压力巨大，因此，遭遇市长们的反对也是难免的。

　　但市长的反对仅仅是表象，如果我们追问就会看到，户籍制度关乎地方财政，财政收入又关乎土地财政，土地财政又与现行征地制度有关，现行征地制度又与整个城镇化制度有关，而与户籍制度有关的教育、社保、医疗等更细的领域，更是与各种社会制度千丝万缕。这是从制度演化的角度看。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在改革发展中作为强势方的城市“理性”选择必然的结果：城市需要建设，需要足够多的廉价劳动力，因此，它需要市场化的劳动力的流动。像任何一个经济主体一样，如果这一目标可以在成本很低的条件下得以实现，它就将毫不犹豫地压低成本，将劳动力的流动控制在一定的幅度内。因此，将农民工身份模糊化，既能得到足够的廉价劳动力，又不需要为此支付势将减损城市利益群体的福利。由于进城打工者是自愿的，而且还能得到除农业收入之外的额外收益，因此，有人甚至将这样的经济过程称作“帕累托改进”。

　　这就是市长们反对的深层原因，这也是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推进艰难的原因。我们不能苛责地方政府的首长，因为这是他们“在其位”不得不做的选择。我们需要的是更宏观的政策层面的顶层设计。户籍制度改革不是要让市长们为难，而是要通过各种配套改革，包括征地制度改革、医疗教育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改革，让市长们有条件、有意愿去推进改革。实际上，即使纯粹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户籍制度改革也迫在眉睫。所谓的“帕累托改进”时代早就过去了，城市用户籍藩篱将农民工们阻挡在城市外，但同时也失去了他们的消费，内需失去了很大的一块。同时，城市管理者们发现，他们在享受农民工为他们服务的红利时，也承受着社会治安问题频发的风险。这就是现代社会的倒逼机制，城市不能永远享受农民工群体的服务和劳动力红利却不愿意为他们付出，因为他们将为此付出代价。从长远来说，终有一天，所有的市长们都愿意并积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这才是城市发展的长远之道。

　　在过去几年，户籍制度改革总体上有进步，包括上海、深圳、广州等全国数十个城市都已经出台户籍改革的措施。在这些城市，居住证正在逐步取代暂住证，持证者将可享受与当地居民相同的社保、医疗服务、教育等公共服务。在一些城市中，农民工也正陆续被城市所接纳，他们迎来了迟到的尊严。同时，国家正在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社会保障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建立个人终身社会保障号，并尽快实现全国联网，这些都为现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加速奠定了基础。推动户籍制度改革，需要更多这样的措施。

　　（南方日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