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与“匪权”原本风马牛不相及，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概念，为什么要把它们往一块扯？因为，在当今社会里，很长时期以来，在一些地方，“公权”往往混同于“匪权”。原本以保障和捍卫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为天职的公权力，在一些官员的胡弄下，却像匪贼一样对老百姓肆意强抢疯掠，甚至不惜伤人害命。此类情况，在征地拆迁领域尤为突出。一些地方党政官员，为了大干快上GDP、骤猛彰显政绩、快速更新“乌纱帽”，就肆意圈地毁田，滥扒民宅，大拆大建，这几乎成了官场的“流行病”、“显规则”和不治的痼疾。国家最高层察觉了这种恶劣匪行导致民怨沸腾，曾经连续下达多个“红头文件”，甚至颁布新规新法，以期遏制，但始终收效不大。

　　近日，在河南项城市就又发生了一起“匪行”事件。在与村民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该市组织警察、政府官员和社会青年近两百人，对147亩耕地进行“强征”。“凡是走进农田阻止政府强征的农民，要么被拉出去，要么被多人围住一阵乱打后拉到路边，其中一名老太太也难以逃脱厄运，被打得从人群中爬了出来。”“数十位村民因阻拦强征遭到现场警察和社会青年的殴打”。光武办事处一名官员在现场扬言“打死有钱赔”。（8月16日《中国青年报》）

　　公权操纵者们成天吆喝“以民为本”、“民生大如天”、“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此情此景下，民意民情民怀荡然无存焉！惟有赤裸裸活脱脱的匪性匪相匪行！旧社会的土匪都是这么干的，他们想什么，你就得给什么，不管是人是钱还是房产，都是群起生抢强夺，稍若不从就猛打滥杀。那是无法无天、兵荒马乱时期，现在可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和平年代呀，然而，岂能容忍公权者肆无忌惮地效法土匪行径？

　　这种土匪行径并非个别情况和偶然事件，由来已久，蔓延已广。早在20年前，我在苏北老家就亲眼目睹过一幕毛骨悚然的强拆场景：公、检、法、司制服队员及机关干部数十人现场监督，大铲车轰鸣，狂砸猛推，民房墙倒瓦塌，一应家具衣物悉数压在下面，房主被五花大绑押在卡车上示众，脖子上挂着“抗法分子”的牌子……老百姓为什么抗拒政府拆迁，因为没有拿到补偿款。

　　纵观改革开放数十年，多少地方的GDP、多少官员的“政绩”、多少“乌纱帽”膨胀，都是强拆硬扒“匪”出来的，其间凝聚老百姓的血泪何其多？

　　这些匪行可是与法治社会、法治政府、科学发展的和谐理念背道而驰的，为什么这么多的地方主政者有恃无恐？原因十分浅显明白，因为其上面逐级领导都需要他们提高GDP，来壮大和辉煌自己的GDP，却不管他们的程序和手段如何恶劣。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些地方的匪性匪行都是上面默许、纵容和激励的结果。有人会说，中央及各级党委政府不是三令五申制止野蛮拆迁吗？的确不错，法律、法规和文件成堆成摞！然而，实际贯彻落实执行兑现的有多少呢？有几个地方主政官员因为强拆强建，侵害群众利益，被追究责任，绳之以法的呢？闻所未闻！而屡见不鲜的是，一批批大拆大建的官吏不断飞黄腾达。在如此“反激励”的“潜规则”的“感召”下，所有的严肃整饬野蛮拆迁的政令都沦为了“忽悠腔”和“催眠曲”，铤而走险无视民众死活的大拆大建才是不变的主流和永恒的要务。

　　执政为民和科学发展，需要从根本上厘清“公权”和“匪权”的界限和区别。通俗表达之，前者是以群众支持不支持、满意不满意为衡量标准，后者则是不顾群众死活野蛮乱政滥权。而要彻底清除和永远消弭一些地方的匪性匪行，必须拿出“壮士断腕”的魄力和决心，严惩那些打着种种“大干快上”旗号，无视和践踏民众权利的官员，无论其GDP多么飚、“政绩”多么亮，都要决不姑息，格“杀”勿论。惟有这样，才能使公权不至于偏离亲民爱民为民的正轨。（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