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为防止刑讯逼供的发生，全国多地进行了不同的试点：针对在讯问时“录时不打，打时不录”的情况，有的地方把原来由侦查人员主动摄像改为被动摄像；此外，约20个省市的警察代表被培训了讯问技能，不再要求嫌疑人“老实交代”，而是允许犯罪嫌疑人撒谎，直到其难圆其说后露出破绽。专家分析，我国防止刑讯逼供的模式，正从事后调查核实再排除，向事前防范、预防刑讯逼供发生的方式转变。(8月13日《南方都市报》)

　　无论在影视剧中还是在现实中，人们都会看到这样的一幕，警察在讯问嫌疑人时声色俱厉，正告嫌疑人要“老实交代”，不得撒谎，否则……这就是所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而如今，嫌疑人被允许说谎了，于是不少网友hold不住了，认为这太善待嫌疑人了，更有人想象力颇丰富，推测这是一些贪官在为自己留后路。

　　允许嫌疑人撒谎，这是一种可喜的进步。首先，这是尊重嫌疑人权利的体现。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相关当事人即便涉嫌犯罪，但也只是嫌疑人，为了自保或减少责任，他有权利选择性说出对自己有利的事实，甚至不惜编造事实，这是人之本能。说谎虽不值得提倡，但对于嫌疑人来说，这是权利。

　　其次，这能够减少刑讯逼供。由于嫌疑人的口供可以作为案件的证据，一些警察为了早日拿到口供，尽快结案，不惜采取刑讯逼供的方式，逼迫嫌疑人说实话、吐实情。但因刑讯逼供造成的冤假错案，不胜枚举。2010年7月，公、检、法、司、安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实施，明确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将被排除，不得作为定案依据。不要求嫌疑人必须说实话，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刑讯逼供。

　　最后，这有利于推动法治、保障人权。今年3月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写入“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宪法有规定以来，我国部门法第一次有了人权规定。尊重人权、推动法治体现在多个方面，善待嫌疑人的合法权益，颇为重要，比如《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再比如，讯问嫌疑人时必须录像。此外，还可以借鉴国际上的一些好做法，比如尊重嫌疑人的沉默权，“你有权利保持沉默”。

　　当然，允许嫌疑人说谎或者保持沉默，将增加公安机关的侦查成本，并且对侦查人员的讯问技巧也是考验。据报道，面对攻击性强的、易怒的或者是沉默的犯罪嫌疑人，如何在合法的、不暴力的情况下获得他们的口供一直是国内警界头疼的问题。但不能为了取得口供，就伤害嫌疑人的权利。

　　允许嫌疑人撒谎，是可喜的进步，但能不能有效落实，也不容忽视，有学者感叹，当前中国法治中存在的最大问题，不是立法滞后、无法可依，而是执法不严、有法不依。再好的法律不去遵守执行，也是一纸空文。可资佐证的是，刑讯逼供尽管被一再禁止，但总有一些人充耳不闻，迷信暴力，如何让“允许嫌疑人撒谎”真正贯彻，尚需监督。（秦淮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