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今年以来不断出各种公共事件,有的在地方上酿成群众抗议,有的在互联网上造成轩然大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事件都较快得到了平息,但它们连在一起又像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中国似乎处在能解决问题,但不能消除问题的阶段。
首先,无论是用什么方法,中国各地政府现在有能力很快平息突发公共事件,与民意达成谅解,这在总体上是重要进步。它反映出,各地政府在从过去的公共事件中汲取了不少教训,也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此外,中国社会也有了一些财富积累,能够在重要关头拿出资源,打破一些僵局。
去年的郭美美事件拖了很久,是官方机构反应迟钝的典型。地方冲突也有过不少久拖不决的例子,动车事故引发的舆论危机持续了不止一个月。从那时到今天,官方应对公共事件作风的变化已很明显。
能够很快平息公共事件,这对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有重大意义。它是中国弹性很关键的一部分,是中国在复杂国际大环境下保持自信的源泉之一。中国体制庞大,问题多,但适应性也越来越强,它不断扩充的容量总是能消化一些看上去很棘手的挑战。
然而平息公共事件快,各种事件出现的频率也在增加,种类更加五花八门,它们几乎都有很强的基层性,有些就是个人遭遇激起舆论的不满,它们一个个被最终解决,但也在人心上制造了“拔出钉子孔还在”的效果。有些还有“急则治表”,恐有后患的问题。
中国不能成为各种基层冲突层出不穷的大庙会,政府必须致力于降低这些事件出现的频率,使预防和解决它们都朝着机制化的方向逐渐前进。
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是防止后续折腾的第一道闸门。现在再对基层官员做这种教育,大家应该更容易听得进去了。要让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更畅通,官员要对他们的诉求更上心,反应更及时,否则有可能把他们逼到微博或者大街上去,这也不该再被当成危言耸听了。
中国需要针对基层公共事件加紧做一些关键性的制度建设,使民众真正参与到决策和对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来。有可能引发争议越多的事情,越要这样做。此外依法办事,依法进行社会治理是只能加强,不能松懈的大原则。只有这样,基层政府才能与民意融为一体,遇到少数提过分要求者,才能硬气得起来。
然而中国总体上缺的不是规则,中国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同一套规则被“地方化”,有时是阳奉阴违,有时却是实实在在必要的。治理好基层,官员们的作为仍是至关重要的。只要严格执行一套法规就能解决中国基层的全部问题,这对现阶段的中国过于理想化。
真正把为人民服务当成基层执政的座右铭,这是发展一方也安稳一方“额外的”,也是通行的道理。以往事件很多发生在个别基层政府忽视民众合理诉求上,常常是“以人为本”没做到位,甚至被抛到一边。为人民服务决非一个空洞的口号,它恰是实现基层稳定大目标的那个准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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