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8月3日，记者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获悉，铬超标胶囊剂药品市场清理已经完成，相关违法行为主要发生在浙江、河南、四川、重庆、江西、河北等6个省市，所涉及地方的76名官员受到处理，其中厅级干部7人、处级干部24人、科及科级以下干部45人。至此，从今年4月份开始曝光、发酵的“毒胶囊事件”，终于获得了一个政策意义上的结论。

　　从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来看，在铬超标药用胶囊事件刚发生后，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便开展了胶囊剂药品“批批检”工作，要求企业对4月30日前上市的胶囊剂药品逐批进行检验，药品监管部门进行了监督性抽检，对不合格的产品全部下架、封存、召回，并督促企业进行销毁。而对于5月1日后上市的胶囊剂药品，企业已经按照要求实行了批批检验，经药品监管部门监督性抽检，未再发现铬含量超标产品。因而，客观地说，包括食药监局在内的监管部门，在事发之后的处理态度是积极的，行动也是及时的。

　　而如今，在事发数月之后，针对在该事件中有着失职失察行为的官员，各地监管部门也给出了相应的处罚。7月31日，浙江绍兴市新昌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新昌县铬超标胶囊事件中的6名渎职犯罪嫌疑人分别依法立案侦查，其中包括绍兴市药监局药品安全监管注册处处长陆家东、新昌县药监局局长梁永华、副局长张柏庆等官员。同样是在7月31日，河北省纪委监察厅也表示，已责成衡水市及阜城县纪检监察机关对12名相关责任人员作出严肃处理。

　　如果按照“毒胶囊事件”爆发的原因进行责任分摊，那么，所要追责的对象显然不仅仅是政府官员，作为市场失灵的表现之一，相关的企业负责人必须得到法律的严惩。不过，按照目前国家设定的监管路径来看，即消费者个体无法通过私人法律诉讼的途径来向企业追责，并形成一股监督力量，而是仅仅能向监管部门举报，进行一种“曲线维权”，那么整个监管的职责也就几乎全部压在了食药监局的肩上。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作为负载着全部保卫食品药品安全的部门，一旦有具体人员或因为失职失察，或因为权力寻租，那么对于监管者的监督和处理就显得尤为重要。毕竟，行政监管力量作为唯一的重要力量，关乎的是全体国民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所有人都不敢掉以轻心。

　　正是从这一层意义上出发，对于“毒胶囊事件”的涉事官员的惩处，其本身也需要处于一个受监督的状态，以保证这样一股监督力量的切实可靠。因此，包括7名厅级干部、24名处级干部，以及45名科及科级以下干部的相关信息应该在处理“毒胶囊事件”的链条中得到体现，其姓名、职务、处理结果都应该对公众有一个交代。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除了部分受到当地检察机关起诉的官员之外，其余人等并未在信息公开上有相应的程序。

　　尽管行政体制内部具有一套较为完善的惩处体制，但药品安全这样作为关乎民生的重要事项，相关涉事官员的处理不应该仅仅是采取“内部消化”的方式，而必须要对公众有所交代。对于无法进入行政体系内部的绝大部分公众而言，如果无法看到确切的惩处名单，那么就有理由怀疑相关的官员是否真正受到了惩处。

　　而毋庸置疑，只有公布涉事官员更多的信息，公众的监督才能拥有具体的目标，才能落到具体的实处。当然，进一步说，无论是监管部门对于信息的不断披露，还是公众对于相关信息的检验，这都应该是一个彼此促进的过程，并且最终希望看到的结果，是能够形成一个制度化的互动平台。这个平台的形成过程，事实上就是营造政府和民众之间信任的过程，也是聚合两股监督力量的重要途径。我们期待，伴随着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能够在“毒胶囊事件”的处理上公布更多的信息，民间与政府的监管力量能够日益合流，成为捍卫食品药品安全的一道巨大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