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记者在石家庄男科医院博大医院化验时，用绿茶替代了尿液，随后医生称尿液检测出了炎症、霉菌和杂菌，记者被诊断出重度肾虚、前列腺炎、附睾炎，并被要求花费高额费用进行相关治疗。事件一经披露，引起广泛关注。8月1日，卫生部新闻办相关负责人称，5年前已有类似案例，当时卫生部组织专家研究认为，该报道有悖于媒体记者职业道德的规范要求，是误导公众。现在，卫生部态度没有改变(8月2日《新京报》)。

　　因为故伎重演，茶水发炎事件被看成是记者职业道德缺失的表现。应当说，在用茶水替代尿液这件事上，记者的表现的确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如果记者是不知道此前有过茶水发炎的新闻，则记者的策划有些“闭门造车”，记者的信息使用能力值得怀疑。作为一名职业的新闻记者，当然应该对自己的策划能否立得住脚作一个预判。而只要记者在作出策划时上网查证一下，就会轻易地发现五年前就有过一场茶水发炎的争论。这些策划的步骤和内容不该是一个职业记者缺失的。

　　而如果记者是明知故犯，明明知道茶水发炎可能证明不了什么，五年前的争论已经让人们把反思的矛头指向了记者的“故意”，那么暗访的记者就不该放任这种不确切的事情发生，并且把它当成新闻报道出来。这种自我把关的意识是一名记者能力的体现，也是一名记者职业道德的体现，无论记者的最终用意是什么，在明知自己的报道可能产生事实层面的瑕疵时，记者就不能放任不管，假装不知。否则，就是主观恶意，从而不符合新闻报道中通常所说的“无实际恶意”原则——报道的事实有瑕疵，但记者事先不知道。

　　所以，当再次发生茶水发炎事件时，卫生部坚持记者误导公众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记者的确需要反思。但同时，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是，记者预设主题中的故意误诊和过度医疗是否存在呢？记者之所以拿茶水当尿液，其实是想揭穿一些医院故意误诊和过度医疗的情况——在诊断时故意把问题说得很重；在治疗时习惯于下猛药。虽然，这样的做法为人不齿，但对于一些唯利是图的医院来说却是赢利的渠道：故意误诊意味着患者要做更多的治疗；而过度治疗则意味着患者要支付更多的成本。于是，一些医院放任机器出错，放任医生开药，只要自己能从患者身上多拔几根毛。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事情存在，公众在面对再次发生的茶水发炎事情时，对记者和卫生部门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对于记者，他们觉得是用心良苦，没有对其进行批评指责；相反，对于无辜的卫生部门却乘机借题发挥，连带指出医疗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公众对记者的宽容和对卫生部门的苛刻其实是对现实的一种情绪反应，如果没有日常生活中种种医疗问题的困扰，公众为何会如此“是非不分”，如此宽待表现并不如人意的记者？即使没有对故意误诊和过度医疗的情况进行准确统计，公众的声音本身就是一种现实。

　　因此，在茶水发炎再次发生的问题上需要双重反思。一是当事的记者需要反思，在做新闻策划时是否遵循了新闻的基本规律，是否遵守了道德规范。作为记者，不能降低自己的道德标准和专业水平。二是医院和相关监管部门也该反思，是否存在故意误诊和过度医疗，是否存在对机器的过度依赖和对患者的过度冷漠，是否存在把患者当成盈利的对象，在患者身上撒盐的恶劣行径。如果没有后一重反思，则茶水发炎的策划效果还没有体现，记者的用心也就落了空。而问题可能依然存在。（乾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