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王先生先行垫付600万替两个朋友买官被骗，其中一个朋友官至辽宁省厅长，谋求副省级职位。诈骗王先生的嫌犯邹焰焰已经受审，据知情人分析，王先生打算一人扛了，把买官的朋友说出来没有意义，私下里怎么给钱也与本案无关。(8月2日《新京报》)

　　600万元，显然不是个小数目。我们固然不应对王先生的财产来源做有罪推定，但因其“想买官”是确凿的事实，因此，尽管“私下里怎么给钱与本案无关”，但“把买官的朋友说出来”显然又不是真“没有意义”的事情。

　　既然是有官员想要买官，就不能因结果未曾得逞而对买官的情节忽略不计。2002年，中央下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了“不准在选举中进行违反党的纪律、法律规定和有关章程的活动，不准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封官许愿，营私舞弊”；2008年，中纪委、中组部又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意见》，进一步强调对于行贿买官、受贿卖官的，按照组织程序，一律先予免职，再依据党纪政纪和有关法律法规追究责任。

　　吊诡的是：一方面，买官卖官一直未曾禁绝，另一方面，各色“卖官一览表”上，买官者往往以“某某”代之，即便卖官的官员倒了，买官者却常常安然无恙。在司法监察的逻辑里，理应不放过任何买官卖官的蛛丝马迹，既要依法惩处卖官者，同样不能放过买官者。不然，打击权力倒卖就始终是“长短腿”。

　　600万元，替“两个朋友”买官，如果此事是当事人杜撰，那就归于简单的诈骗；但如果不幸是事后真言，公众自然要追问：出600万元要为谁买官？——所谓“厅长”是哪位？更重要的是，如此巨额的买官款项，如果不能证明其合法来源，不免令人联想权力寻租的结果，更直接的问题是，买官款清白吗？

　　好在这是一场闹剧，但闹剧的背后，依然有值得慎思的问题：如何完善用人公平机制，如何打击买官冲动与卖官行径——法律与制度当有更积极的作为。(媒体人：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