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二月第一个星期的一个飘雪的寒冷清晨,带着三个塞得满满的行李箱和一台手提电脑,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飞往芝加哥,然后换乘飞机到达北京,随后再转乘飞机前往位于中国正中部的河南省郑州市做外教,你会自然而然地期待你的生活将有所改变。从密苏里中部小镇的宁静生活到世界另一端的中国中部大城市繁忙的生活,这的确是相当戏剧性的转变。
2004年2月,我来到郑州,受邀担任郑州大学的外语教师。既来之,则安之,我在教书过程中逐渐爱上了这份工作。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改变为我开启了新的生活,这样的新生活似乎是命运早已为我设定好,但我自己却并未察觉(中国人称之为缘分)。
我虽然受邀成为郑州大学的外语教师,但我不懂中文,而且同其他许多美国人一样,我对中国的文化、历史、地理情况知之甚少。幸好,在很多学生和新朋友的帮助下,我不断学习,不断体验,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活。
今年暑假,我回到家乡待了几个星期。很多人认为跨国旅行一定是令人兴奋不已,但对于我来说,这只不过是在32小时17分钟之内,在漫长、疲惫、困窘的一天之中,在4个机场之间换乘三次航班、跨过13个时区的一次长途旅行罢了。我们可以如此快捷、安全和舒适地环行半个世界,这的确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很享受这一过程。然而,这样的长途旅行却能给人思考的机会。我可以思考我现在的新生活是怎样不同于我以前在美国的生活。这次32小时17分钟的旅行让我回忆起了我在2004年的第一次长途旅行,让我开始将现在的生活与过去进行比较。
来中国之前,我过着在许多人看来非常不错的生活。我结了婚,和妻子拥有一栋装满精美家具的豪华住宅。五间卧室,四间浴室,三辆汽车和连屋车库,所有的这些都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我一直说我想要简单的生活,但我的生活却过于复杂并且被钱财左右着。人们很容易就会沉陷在以财产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中。你的房子、车子等等,这些身外之物变成了你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它们决定了你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决定了别人如何看待你,甚至决定了你如何看待自己。你的一生都会与这些身外之物周旋,与他人攀比,并计划着将来再添置新东西。我最终明白了,我不想要更大的房子,更新的车子或者更多的财富,因为这些东西已经在逐渐支配了我。
中国有句俗语:好好工作,天天向上。但是在我以前的生活中,我一直在问自己:“向上?要向上到哪去?”在密苏里,我们也有一句俗语:“如果你能朝你走的方向一直走下去,你最终会到达那里。”我审视了自己的生活,却发现自己并不喜欢现在正走着的方向,我只渴望简单的生活。
关键的问题是,我的妻子并不乐于分享我简单生活的梦想。她想要更大的房子和更新的车子,她还非常乐于借债去买更多的东西。我不想要那么多,我只想要更少些。我不想依靠借债去买更多的东西。我一直坚持说我想要过简单的生活。最终,她说:“好吧。既然你想过简单的生活,那我们就简单地离婚吧。”离婚后,她得到了所有的财产,我一无所有。这一切来得很简单。当我开车离开那栋有五间卧室、四间浴室的房子时,再也没有什么牵绊着我。我自由了,可以去寻求简单的生活了。
这同时也意味着,我在几个月后能自由地接受前往中国当外教的邀请。于是,我离开了密苏里州罗拉市飞往中国,开始了新的生活,也开始了简单的生活。2004年2月,我带着三个行李箱和一台手提电脑来到了郑州,开始了新的生活。现在,我一生所有的物品都缩减到了三个行李箱里,这大概真的是变得简单了。
这的确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来到中国第一天时的记忆仍然历历在目,我记得那是长久以来我第一次露出的真切又幸福的微笑。对于将来要做什么,我并不是十分清楚,但我知道,我可以自由地开始新的生活,自由地做自己。从2004年开始在郑州大学执教后,我感觉踏实又愉快。中国已经成了我的新家,郑州也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发现了三点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解释我为何这么喜欢当一名外教的新生活。首先,是中国令人惊叹的文化。中国古代的传统、历史以及哲学和我作为一个美国人所认识到的有很大不同。我在学习、比较中美两国文化时收获了很大的乐趣。其次,当前中国正在经历令人惊异的巨变。我告诉学生们:近些年来,整个世界都在关注中国。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有如此不可思议的转变。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中国已成为了世界制造商,也成为了真正的超级大国。对我来说,能亲眼目睹这些巨变,实在是一次非同寻常的经历。第三,是中国人本身。在这里,我得到了热情友好的中国人的欢迎和尊敬,并且,他们非常乐意教我理解中国人的为人处事方法。
作为一名外语教师,我很幸运地拥有一群好学、优秀的学生。我教他们英语,他们教我中文,也教我认识中国人民。在课堂上,我常常让学生们认识到他们是少数能接受大学教育的幸运儿。作为一名教师,我让学生们放眼未来。眼下,我在培养未来的接班人,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更是我的贡献。我敦促学生们努力学习,同时也告诉他们,身为学生就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奋斗,因为他们不仅有自己的事业和人生目标,也有家庭责任,对给予他们大学教育机会的社会更是有特殊的责任。我告诉他们,他们将是这一代人的领导者。他们将成为医生、律师、教师、管理者、公司经理、商人、作家、研究工作者,抑或是工程师。无论从事什么职业,他们都置身于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的岗位上。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是时代的领导者,也会遇到诸多巨大的挑战。阿尔伯特·爱恩斯坦有一句名言:局限的思维认知使得制造问题的人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有效的解决方法需要教育、奉献、创造力的结合,也需要富有革新精神的能力。
我只是一个局外人,对这些问题和挑战的背景都知之甚少。我不知道如何去解决中国的问题,也无法告诉其他人怎样以最好的方式去为人做事。但我相信,会有人找到解决方法的。而发现者将会是现在坐在教室里的学生们,他们也将把这些方法运用到实际当中。因此,假如我能够为当今的领导者在进行资源分配时献策,我将建议把普及教育放到首要位置。为培养出优秀的学生而做充足的准备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学生们对这些教育投入所能期待的最好结果。这就意味着:为接受不同层次教育的学生提供更多的教室,建立更多的大学,开设更多其他形式的高等教育,以及为师生提供更多的教学资源。我真切地希望当地政府和国家政府能够全力推动教育体制进一步发展。
我想指出的是,我非常欣赏我的中国同事在培养未来的接班人而做出的杰出工作,特别是在英语教学过程中的付出。仅仅几年,现在我班上学生们的英语表达能力远胜于以往几届学生。中国学生接受到的英语教学方法得到不断改善,因此,学生们在我到来之前,就拥有了较高的英语水平。正是由于学生们具有更牢固的学习基础,我的努力才能事半功倍,学生们在完成我的课堂练习后,英语水平得到提高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但是,中国的英语教学体制还未达到全面完善,需要继续发展和改进。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英语教学体制正得到明显的改善;我也相信,更多的资金与力量的投入必然能够培养出更优秀的学生。
通过分配更多资源来改善教育体制的另一个作用,是能够减少学生们在课堂上的巨大压力。人人都明白现今中国面临着一个教育难题:学生过多,教育资源不足。典型的中国学生,尤其是初高中学生,是处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为了取得成绩而学习的。再加上时而不理想的考试成绩,这种压力无论对学生们的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都是极为不利的,尽管这种不利影响短期之内不会表现出来。而且,学生过多这一问题导致大学仅通过考试成绩来评价学生,而不是通过个人才能、创造力等其他因素来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不幸的是,学生过多也意味着测评体系会以高分数来决定学生的录取。然而,高分并不意味着高能,仅凭高分是不能评判学生的其他素质的。此外,教师们的时间和精力都有限,不可能让众多学生都能得到一对一的辅导。
有一个老习语:ABC(American-born Chinese),也就是指那些在美国出生,但最终回到中国的中国人。有时我很困惑:假如我在中国待的时间很长,我是不是会变成中国人?或者,我会变成一个ABC,一个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当然,文化和语言上的鸿沟使得我不可能完全融入到中国社会。此外,我是个美国人,我为自己的祖国而感到骄傲。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我怀着极高的敬意来到中国,来领略她历史悠久的文化,赞赏她取得的巨大的现代化成就。抛开爱国情感而言,我真诚为自己在中国找到的美好新生活而满怀感激,因为我知道:中国就是我的家。(作者:郑州大学 兰迪·格林 刘安劼 赵芳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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