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直未引进“个人破产制”，2006年颁布的《企业破产法》被称为“半部破产法”。在中国目前的财产申报、征信机制的面前，贸然引进个人破产制度，可能引发严重的道德风险。目前相关的债务豁免、民事诉讼中的执行终结等制度，则尽量避免了债务人要一辈子还债不得翻身。

　　去年7月，北京市怀柔区的一座桥被一辆超重110余吨的大卡车给压垮了。近日，司机张某因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赔偿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怀柔公路分局经济损失1556万余元，车主父子负连带赔偿责任。

　　千万元的债务，意味着张家父子一辈子都要背上极其沉重还债包袱，可能再也没有重新做人的机会了。这不由让我们反思，中国大陆能否引进“个人破产”制度，给那些无力还债者一个机会？

　　在古希腊，如果一个人还不出债，他自己和妻女就要当“债务奴隶”，以劳动还债。古犹太人的传统中还不出债的，也需要强制劳动，但每七年是一个安息年，对族内人的欠债，可以一笔勾销；每七个安息年，共49年就是一个禧年（Year of Jubilee），对族内族外全都免债，所有奴隶得到解放。这种债务到一定年限得到豁免的精神，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今的破产制度。

　　近现代的《破产法》从对债务人的惩罚，慢慢演变为豁免制度。1570年的英国《破产成文法》规定：债务人逃到外地、离开原住所，就构成欺诈，可启动破产，由法官变卖他的产业，在所有债权人之间按比例均分；并把他投入监牢，还要被戴枷示众，被割掉一只耳朵。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人们开始认为破产者本身也是可怜人，对他们无休止的监禁，也没给债主带来什么好处。18世纪初制订的《安娜破产法》开始对破产者实行免责主义：诚实的资不抵债者，可予以免责。之后，现代的破产法，逐渐保障债权人权益向保护债务人转移。

　　1978年，美国破产法更是把消费者破产纳入其中。如今，国际上的个人破产案件在整个破产案件中占了绝大多数。据美联社2009年4月13日公布的统计，在2008年美国申请破产保护的企业和个人总数近120万，其中大多数是个人破产。

　　2006年，中国颁布了《企业破产法》，但该法只适用于企业法人，但对于个人破产问题，该法没有规定，所以这部法律被称为“半部破产法”。这被很多学者看作中国法制不健全的表现。特别是最近几次房产调控中，发生了断供风波，以及2008年汶川地震中大量房屋被毁，很多人提出以个人破产机制应对。

　　其实，这种想法有些本末倒置。所谓个人破产制度，一般是指在个人资不抵债的情况下，在向法院申请后，由法院指定专业机构，变卖财产清偿。这个破产清偿过程，只能保证所有债权人能公平地“按比例”分到钱，它本身并不“造钱”，该还不出的钱还是还不出。

　　至于地震之后，作为抵押物的房子已然无存，贷款如何处理？2008年5月23日，银监会发布了《关于全力做好地震灾区金融服务工作的紧急通知（第1号）》，财政部金融司也有《关于金融机构地震灾区贷款减免的规定》，对个人贷款做了分别规定：房子已毁，贷款人已死的，豁免债务；房子虽在，贷款人已死，且继承人为孤老或孤小的，可以豁免；房子虽好，借款人严重伤残，且该住房为借款人唯一住房的，可以豁免……

　　应该看到这些豁免，有效避免了大灾之后灾民继续还贷的不人道的局面。在中国的国情下，在当时的地震灾害面前，这种由政府行政豁免，由银行承担损失，核销坏账的方法，是经济有效的。它比机械地引进个人破产制——举行债权人会议，个人债权人和银行一同按比例获得清偿——更方便，更人道。

　　此外，中国的民事诉讼法中的执行终结制度，也有一定意义上的个人破产效果。《民事诉讼法》第233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因生活困难无力偿还借款，无收入来源，又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执行。前述张家父子压坏大桥、要赔1556万余元，也不意味着他们得一辈子还债，法院一般会做“执行终结”处理。

　　虽然中国还没有个人破产制度，但没有出现“法律死循环”。相反，在中国目前的财产申报、征信机制的面前，贸然引进个人破产制度，可能引发严重的道德风险。旁的不说，中国离婚时，有多少夫妻互相隐瞒财产，把房子、账户寄在自己的父母，或者第三方的名下？夫妻之间的财产透明化，尚如此困难，一旦引进个人破产制度，欠钱的人完全可以躺倒在地，申请破产，反正法院和债权人都难找到他的真实财产，把能看到财产清偿之后，过几年马上“满血满状态复活”。还有，中国的银行能经得起大规模的个人破产吗？

　　拿著名的香港艺人钟镇涛的破产来说，2002年他被宣布破产，名下没有房子、没有车子，也不能买名牌。破产令在2006年解除后，钟镇涛拼命地工作，去年妻子范姜过生日，他送了一套1200万的豪宅。虽然，钟咸鱼翻身了，但他不用再还前债主一分钱，不知道债主乐意吗？这还是在香港，他真的在4年里被限制高消费了，在中国大陆“执行难”的大环境，如果引进个人破产制，有多少人真正会受制于法院的破产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