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VS小贩，老话题，却始终未从公众的视野淡去，无法常谈常新，却每谈总难免痛感。日前，广州天河区法院开庭审理一桩妨碍公务案，残疾小贩卢少明夫妇双双因“推搡辱骂城管，阻塞交通”被控妨碍城管执法，或将面临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几位辩护律师皆做无罪辩护。

　　铺陈于读者面前的案件细节，新闻主角的人生轨迹显然颇为典型和熟悉：工伤致残，摆摊维持生计，身陷城管与小贩的日常纷争，这样的生活图景几乎随时都在城市上演着。而今本案被诉诸刑律，犯罪嫌疑人“双手反铐、腿绑细绳”上庭，公众关注的焦点除了世事悲情，还有妨碍公务罪的适用范围与争议。

　　从媒体报道归纳的控辩交锋看，本案的基本事实确实颇多争议，首先便是城管执法是否越权。据案情描述，彼时的小贩卢少明在经历了第一次城管劝告之后，已经“收拾起货物，装进纸箱”，只是“售货木板和柜架”并未搬离，待两小时后城管再次到来并发生冲突时，城管现场执法录像显示其亦未现场摆卖，控方则“从一般人的情理推断”得出了“伺机摆卖”的判断。对照《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的相关细则，城管执法的对象显然应是正在设摊经营的群体。

　　相较于刻板如文本的规定，城管日常工作的景象或许会生动些，这也是本案控方据以大胆“推断”的现实依据。但更现实的情况还在于，城管与小贩的追赶游戏，自始至终在城乡街道都尚无根除迹象，就在本案开庭审理的时间段，南都记者夜访案件发生地，便目睹了又一起城管与小贩间纠纷、争执与和解的全程。贩夫躲避城管既然仍为常态，所谓“伺机摆卖”便只适合作为通行惯例存在，而不应成为城管动用查扣措施的适格情形。更何况，本案中的“联合执法”是否严格履行了包括“出示执法身份证件”等《行政强制法》必经程序，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法定资格等，都大有可商榷之处，而这些案情细节决定了对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是否“依法执行公务”的认定。

　　当然，本案的核心关键一直围绕着妨碍公务罪的适用———公众的忧虑或在于，城管执法中颇为常见的简单推搡行为，是否够得上妨碍公务犯罪。在《刑法》对妨碍公务的定义，须有“暴力、威胁方法”这一构成要件，而刑法意义上的“暴力”有别于日常生活的语境，需要对侵犯对象的身体实行打击，或其他如捆绑、殴打、伤害的人身强制，“威胁”则须达到“迫使其不能执行职务”的程度。结合本案的具体描述会发现，犯罪嫌疑人所实施推搡、辱骂行为，其危害程度显然与前述情况有较大区别。而经司法鉴定，本案城管伤势亦不足以构成轻微伤。

　　案件尚在审理当中，如何下判有待法院裁决，但类似案件中对“妨碍公务”的构罪标准，多为“持刀刺伤且鉴定为轻伤”的程度，6月底北京刚刚宣判的一起“无照商贩妨害公务”案，嫌疑人“咬伤城管”致轻微伤，最终也以缓刑结案。另据媒体报道，深圳龙岗区近三年来的妨碍公务案，案件数量逐年增加，且“公安和城管成为妨害公务案主要受害对象”。更广阔的现实情境，或可为尚未下判的这起贩夫“妨碍公务”案提供可资言说与思考的背景。(来

　　轻若“小贩出言冲撞城管”的本案，重若闹出人命的崔英杰案、夏俊峰案，“城管之困”需要的是通盘解决思路，法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更多呈现底线性与粗线条，不是万能，也不可能周延。动辄诉诸刑律，甚至不惜扩大适用妨碍公务罪，客观上或有震慑，却无助于实现社会的和解与和谐。近些年来的城管扩权，须强调的除了权力范围的拓宽，更应有责任的加重，以及监督与制衡的配套。因为与城管权限对应的，始终是城市中谋生能力相对最脆弱的那个群体。况且，以本案的细节判断，其严重程度并未达到非诉诸刑罚不可的地步，亟须更具韧性的化解思路。

　　贩夫走卒，自古有之，多年来难灭难消的现实客观上要求城市管理思路进行更新与升级，底层民众的生存权利，需要真正纳入城市决策的视线。在矛盾频发、甚至将继续日常化的城市管理中，执法的规范，对行政强制程序的严苛谨守，更多元、更人性的矛盾处理方式，显然要比诉诸律法重器更需要耐心与智慧。（南都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