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的两则新闻，很难说他们没有某种内在的关联性：一是7月17日《北京晨报》消息说，私刻医院收费章、为妻子骗取透析治疗400余次的廖丹已将17.2万元透析费全部退赔至北京东城人民法院，法官称，廖丹没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最多减少30%以下刑期；二是7月16日红网消息称，湖南长沙杜甫江阁附近，一位病重的老父亲在风雨之中接受儿女为他举行的“活祭”，借以向社会发出求助信息。世故人情，冷暖两天。

　　一枚私刻的图章，违法却救命。也因为夫妻之情的感天动地，而令法理上的是非成了“西风多少恨，吹不散眉弯”。有人说这是法律无情，但法律若是太过多情，大千世界，谁又找不到一些个违法的“特殊情况”？救人是重要的，究责同样是重要的。悲悯，从来不应突破理性的底线。当然，“刻章救妻”事件最大的反思，其实并不在法理层面，而是，假如没有触动人心的爱情桥段，他们，还会被善心从悬崖下打捞上来吗？

　　没钱透析的，定然不止廖丹一家。但廖丹的幸运，离不开几个特殊的背景：一是在现代婚姻越来越不靠谱儿的年代，我们需要一种不离不弃的精神救赎，廖丹成全了我们；二是廖丹家庭是弱势群体的一个典型样本，住在城市边缘、靠政府低保勉强维持生活且没有医保、生病半年家就被拖垮……凡此种种，有助于公众表达一种生存权的集体忧虑，或者对救助制度的群体反思；三是故事传奇，“4年骗保17万”等细节着实吸引眼球。正因如此，东窗事发后，廖丹一家从“被炒作”中获得了民间慈善的救助。

　　这种救助的示范意义，一经媒体与舆论的解读，就事实上传递了“语不惊人病不起”的效果。“活祭”病重老父，谁说不是逼到绝路、受到某种启发后的逻辑？当事人说得很明白，来长沙医治，交不起医药费，无法入院，希望通过“活祭”呼吁社会和好心人，寻求更多的帮助。在手中无钱的情况下，践踏道德以博得关注度，还是拼死了去违法牟利——这是一个不难取舍的选择题。然而现实是怪异的，正如有网友发问：为何违法4年的廖丹可以赢得众人之怜悯而获得捐助，偏偏这位当下急需救助的守法老父亲却找不到求生之路？

　　这是一个看似复杂的命题。道德、法律，人心向背，世情百态，处处悖论，时时纠结。我们要救治廖丹妻子，但私刻公章确实违法；我们对“活祭”病重老父的不以为然，甚至心生厌恶，但他们一家并未戕害公序良俗。救谁不救谁，是个头大的问题。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冷静反思一下，不过是因为情绪化、感性化的民间救助代偿了公共救治的义务，于是法、理、情不分，越感动越被动，越伸手越慌乱。

　　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炒作，他们也该活得很好。但这个判断需要两个很有底气的前提：一是公共财政要勇于承担大病兜底的责任，譬如新医改能不能考虑为严重疾病开绿灯，严防“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二是医疗机构去市场化，保证对救济救助不分贵贱，以严苛的刑罚保障医护人员及医疗机构救命的义务。这些虽是老话，却只有尽心尽力抵达，炒作才不至于成为救命的最后一根稻草。（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