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风险并不是经济会继续下行，而是为了避免经济下行而采取过度反应的宏观政策。

　　据报道，2012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7.6%，创下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次低的速度。

　　与2008年不同，本轮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很大程度上是主动调控的结果，最主要的就是房地产的调控，挤压了经济增长的泡沫，外部市场仍保持弱增长态势，整体经济形势依然健康。

　　从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下降幅度收窄的态势可以看出，对中国经济持悲观的理由并不充分。

　　从今年下半年的趋势看，最大的风险并不是经济会继续下行，而是为了避免经济下行而采取过度反应的宏观政策。一方面，7.6%的增长仍然高于2012年7.5%预期增长目标，更高于“十二五”7%的预期目标；从五年期角度看，经济政策余地很大，若反应过度，极易形成新的“超调”。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下行背后主要是结构性问题，尤其是投资主导的增长方式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2011年投资率接近50%，从半年度的消费投资增长情况看，2012年投资率甚至有超过50%的可能性。客观地说，逆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很难解决这个结构性问题。

　　从根源上说，要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避免大起大落，必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如果宏观政策调整过频，幅度过大，将加大经济波动幅度。所以，未来的新调控，一方面，要对主动调控带来的经济增长下行有充分的意识，尤其是对可能存在的“超调”有充分判断；另一方面，重要的是恢复市场的自我平衡功能，减少政策过度干预。

　　增长减缓，改革窗口已经打开，正是尽快推进相应改革的良机。

　　经济增长速度适度，CPI压力明显减轻，为改革创造了相当好的氛围，改革窗口已经打开。温总理提出，要“做几件实事以提振信心”，从现实情况出发，这几件实事不应是扩大投资的实事，而是要在改革上有重大突破，启动并突破一些社会广泛关注的改革。

　　例如，第一，尽快推进价格改革，进一步理顺资源环境价格改革。石油价格下调多次，若在价格形成机制上仍然迟迟不能启动，恐将错失良机；第二，收入分配改革，趁当前通胀压力比较小，尽快推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这个方案未必大而全，要解决关键性问题。可以明确提出国家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控制目标，可以推进以财产公开为重点的收入分配的基础性制度建设等；第三，垄断行业改革上要有实质性突破。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还面临着诸多“玻璃门”的制约，包括政策玻璃门和利益玻璃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倒逼垄断行业改革，需尽快推进；第四，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尽快实现企业、事业单位、行政机关社保一体化，消除城乡之间、身份之间的社保差别，如此，即便经济减速，社会保障将成为有效的安全阀，给公众以安全感。

　　中国仍是一个转型中的大国，体制机制还存在不少弊端。眼下的形势给相应的改革提供了难寻的机会，如何抓住这一机会，将危机变成改革的契机，考验着决策者的决心和智慧。（新京报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