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下岗工人廖某的妻子患尿毒症，透析仅半年后，廖某已花光了所有积蓄。为了让妻子活下去，廖某找人刻了医院公章，并用这个假公章到医院给妻子做了将近4年的“免费”透析治疗。7月11日，廖某因诈骗罪受审。廖某称愿意卖房退赔。检方建议判处其有期徒刑3到10年。

　　即便是隔着电脑屏幕，人们也能听见一个丈夫被迫“诈骗救妻”的沉重叹息。因为贫穷，因为昂贵的医疗费，也因为一份难以割舍的亲情，这个“贫穷的家庭”最终铤而走险，走上了诈骗之路。这样的新闻并不是第一次激起我们心底的波澜。几年前，北京就有农民为获得入狱免费治疗的机会故意抢劫。

　　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本应该有着和常人无差别的爱与尊严，但当他们的境遇与“疾病”、“社会保障救济”、“养老”、“教育”等词语相联系时，尊严往往分崩离析，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而这，恐怕不仅是一个贫穷却坚守的丈夫的悲情，更是社会救济与保障制度的悲哀。

　　“对贫弱者的态度，是衡量社会文明的标志”，这句话置换到丈夫“诈骗救妻”的语境中，其实正可以测量出这个社会的温度。当整个社会的保障救济进程在不断提速的时候，还有一些群体依然处在不为人知的暗角，舔舐伤口独自哭泣。当他们遭遇困境时，找不到可以求助的人，也找不到可以救济他们的保障制度，表达亲情与坚守，便会成为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这时，用远离文明与法治的极端方式聊以自救，就只能成为他们最无奈的方式。

　　不妨再复述一下那个故事：在美国经济最萧条的1935年冬天，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太太因饥饿偷盗面包，她说：“我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几个饿着肚子的孙子，他们已经两天没吃到任何东西了”。这时，从旁听席中站起来一个40多岁的男人，他脱下礼帽，往里面放进10美元，然后说：“各位，我是纽约市长拉瓜迪亚，现在请诸位每人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如今，面对一个不得不“诈骗救妻”的丈夫，谁又该为自己的冷漠付费？（李妍 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