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华大学《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发布。报告称，国内81个市政府，达到财政透明平均水平的仅43%。81个城市财政透明度及格仅7个，及格率为8.6%。（6月12日《中国经济周刊》）

　　81个市政府中，勉强及格的还不到1/10，而达到财政透明平均水平的仅占43%。在这样的数据面前，说市级财政处于“半透明”状态大约不算苛刻。如果财政信息外面罩着的是一块透明玻璃，除去尘埃当然就可以实现透明的效果。但是，如果这原本就是一块“毛玻璃”，无论如何尽力地擦拭，也不可能呈现出全透明的效果来。

　　毛玻璃换透明玻璃，从体制机制上解决问题才是根本办法。其一，财政透明需要来自制度的刚性。并不是非要等到人民富裕了才需要财政透明，也不是“对外透明”压过“对内透明”，更不是官员的自觉性决定财政的透明度。说到底，财政透明是政府的义务。哪一级政府何时实现财政透明，需要权力自上而下作出明确规划给出时间限制。其二，财政透明需要来自制度的规范。以三公公开为例，2010年中央单位所公布的公务接待费，最高与最低的相差居然超过1万倍。单位之间固然有规模之类的差异，但是如此惊人的悬殊恐怕还是来自标准的不统一。公开什么，如何公开，都需要科学规范的制度来约束。

　　当然，社会力量也是透明机制的一部分。公众或许从来都不缺乏推动财政公开的热情，但是财政问题毕竟有一定的专业性和门槛，这就需要学术型社会组织发挥好类似科普的作用。对财政公开的内容作出科学而平易的解读，帮助公众读懂报表，让公众具备就财政问题发言的能力，这是社会组织的重要使命。

　　简单地说，促进财政透明的机制来自权力格局自身和社会。眼下的关键，就是尽早完成这种透明机制的建立。这才是真正的透明玻璃，换上了这样的玻璃之后，执行层面的辛勤擦拭才是有价值的。 （周东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