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儿童节期间，《新京报》记者调查北京多家小学的数百名孩子，发现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成为家暴的“重灾区”，儿童受家暴存在难察觉、难介入、难干预的困境。

　　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更容易成为家庭暴力的对象，这在情理之外、意料之中，有诸多现实而客观的原因。比如一些打工者本身素质不高，教育孩子的方法简单粗暴；比如打工者忙于工作、养家，时常情绪不好，对孩子缺少应有的关爱等，这与进城务工者所处的艰难的生存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略早一些时候，打工者进城务工，最大的困境和悲催是工资拖欠。那时，他们的子弟大多是留在户口所在地的农村。随着近些年城市对打工者的需求与关怀，打工者在城市中的生活、收入等有所改观。于是，不少打工者的孩子有幸与打工者一起成为城市一员。但打工者的孩子依然有着无形的身份标签，与城市孩子有着明显的区别，所上的学校也不一样，不少孩子都进入了条件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这些学校自然无法和每个城市的公办学校尤其是重点学校相比。而一些打工者，为了让自己的孩子通过读书改变打工的命运，对自己孩子要求过高，常常“恨铁不成钢”，再加上自己缺乏教育孩子的能力，总是利用“打打打”这个“家长的王法”，在孩子略淘气、不听话甚至成绩差时，就以暴力惩罚。

　　还有一个不难理解的原因。由于打工者生存压力大，工作累，地位低，又缺少合理的发泄渠道，孩子往往容易扮演“沙袋”和“出气筒”的角色，成为最无辜的受害者。而留守妈妈等因为长期面对一个人持家养孩子，生活压力过大，又缺乏亲朋好友，也极容易拿孩子“撒气”。此前发生的四川留守妈妈唐成芬带儿喝农药自杀事件，5月26日北京丰台青塔春园发生的两岁和6岁的女童被其母亲砍死家中的事件，就是这个原因。

　　“打工子弟多家暴”是法律之痛，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生存差距过大的社会发展之痛。它催促我们，不但要尽快出台保护打工子弟不遭受家暴的各种举措，更要从完善法律、制度入手，从根本上消除各类“务工病”。（刘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