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的社会环境和氛围，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无比强大的“生活场”，一旦上场，就一骑绝尘，再也停不下来。

　　我国猝死人数呈逐年递增趋势。据报道，我国每年死于心脏性猝死的人数多达55万。也就是说，每天至少有1000多人猝死。在北京，1998年120转运救治中青年猝死者80多名，2011年这一数字上升为270多名。青年猝死案例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度劳累，有调查显示，30.3%的职场人每日工作超过10小时，最长为16小时，65.8%的人回家后需继续为公司工作。（5月24日《中国青年报》）

　　一个个青春的生命骤然停摆，一幕幕真实的“伤逝”就在眼前，不断加剧的中青年猝死现象实在让人心痛。即便是隔着一组组冰冷的猝死数据，我们也会产生某种“物伤其类”的情感伤痛。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样的话语不过是诗人的诗句罢了。青春的生命不应该只是开了一个头就煞尾，更不应该在重重压力下黯然消逝，正如我们喜欢花的绚烂一样，我们同样喜欢叶的浓密、果的丰硕。

　　那么，到底谁该为那些猝然逝去的青春负责？

　　老板当然有很大“嫌疑”，只不过，这里的“老板”只是一个模糊、宽泛、笼统的指代，并非确指。事实上，没有哪一个企业、单位会置效率于不顾，也没有哪一个老板会真的置员工生命于不顾。根据益派咨询2010年4月发布的数据，职场人士面临的职场压力主要来自工作绩效、职位晋升、职场人际和职业技能四个方面。这些“压力”很难与“老板”产生直接关联，更多是一种工作压力的自我转化而已。

　　房子、孩子也可能是“罪魁祸首”。事实上，这些年来网络上青年人发出的此类哀叹并不鲜见，甚至已经成为一种身份标签：房奴、孩奴……客观而言，正如前述调查显示，职场青年人尽管不堪疲累、身心均呈临界状态，但却常常是“自愿”一头扎进加班的“泥潭”。你可以将这种“自愿”理解成“不得不自愿”、“被自愿”，不过，对于那些已经沉溺其间的那些职场人士而言，二者并无太大的差别。

　　可见，简单的责任指认似乎并不那么容易。然而，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次第过劳猝死，给人们留下一道道悲怆的身影，只能说明，我们的社会病了，那些病症已经开始吞噬一个个年轻而脆弱的个体生命。无论是职场上的绩效压力，还是生活中的消费压力，其实都已经转化为一种整体性的环境和氛围，大山一般压在中青年人的身上，都可能加剧中青年消耗生命的程度，都可能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也就是说，时下的社会环境和氛围，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无比强大的“生活场”，一旦上场，就一骑绝尘，再也停不下来，直至灯枯油尽，实在是一件悲伤的事情。可以说，这个“场”对生命所形成的挤压、消耗，以及自我暗示、自我强化、自我激励，远远大于某些具体的工作生活目标。这也是很多青年人为什么会自觉自愿靠加班来增收，以生命换绩效的深层原因所在。不是不想快乐生活，只是不能。

　　如何破解这样的怪圈？除了期待一个积极健康的良性工作环境之外，更为现实的救赎还是自救。青年人应该学会自我减压、自我解放。逝去的青春当然可惜，正在扭曲的青春同样让人痛惜。那位因患癌症英年早逝的复旦大学讲师于娟生前留话：在生死临界点，你会发现，任何的加班，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买房买车的需求，这些都是浮云。于娟的话语没能拯救自己，却也给正在拼命的青年以深深的启示。（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