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慧卿 图

　　5月23日《法治周末》报道：科级干部薛新民为了入党、升迁，小学毕业却谎称中专毕业，伪造专科学籍档案，谎报本科学历；篡改档案，11次填报不同的出生日期。令人奇怪的是，曾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他不降反升，从乡镇党委书记升任河津市住建局局长。

　　出生日期竟然能演绎出11个不同版本，目睹这样的“百变星君”，不由得令人叹为观止。需要年龄大时就改大，需要年龄小时就改小；需要工龄提前时就提前；需要学历高时就改高，当造假对于薛新民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的时候，“神通广大”的他或许自己都不记得自己的真实年龄了。目睹这样的怪现状，除了对薛新民的“神通广大”表示好奇之外，一个疑问挥之不去——任何利益都想争取，甚至为此不惜“再造重生”的他，是否会懂得珍惜善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其左右逢源的背后到底映衬着怎样的权力生态？

　　相比起飘忽不定的年龄，薛新民修改起自己的学历来，倒是没有任何反复——小学都没有上完的他，在一次次填报中完成了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等一系列嬗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大多数官员的文凭“是混出来的”。薛新民的离奇经历使我们看到，还有一部分干部的文凭是“改出来的”，而相比起“混文凭”来说，“改文凭”无疑更加成本低、见效快。十年寒窗不及大笔一挥，这是何等简便快捷却利益丰厚的买卖？看得见的“改文凭”之外，还有什么鲜为人知的内容在大笔一挥的过程中跑调变味？

　　因为身份多变，薛新民多次被人举报，令人觉得好笑的是，即使是在向组织递交的两次“情况说明”中，薛新民也前后矛盾、多次修改——2008年的“情况说明”中，薛新民承认曾多次修改年龄，但坚持自己拥有专科和本科学历。两年后的又一份“情况说明”中，他却补充道：“2008年我本人在有关问题的情况说明中，关于在西安国际商务进修学院的脱产学习是错误的，现予以纠正。”连递交给组织的“情况说明”都不断修改，这样的“情况说明”，到底说明了什么？这样的基层干部，如何教人放心得下？

　　在薛新民左右逢源的职务变迁中，真正耐人寻味的是当地主管部门的态度。面对薛新民曾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质疑，河津市纪委一位副书记表示，薛新民的问题不是河津市纪委查处的，而是运城市纪委查处的，当时给了“严重警告”的处分决定，现已过了处分期。实际上，薛新民在运城市短暂的挂职期间被发现造假，并因此受到了纪律处分。薛新民长期生活工作在河津市，难道当地从未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如果异地受处分不影响本地升迁，多少带病复出者不能够理直气壮地借此东山再起？没有任何手段的造假手段，却能够一次次得偿所愿，这到底是用人失察，还是其中掩盖着更多其他内幕？

　　按照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公务员不得“弄虚作假，误导、欺骗领导和公众”；按照学历造假的法律解释，伪造学历已然涉嫌犯罪。谜一般的“百变科长”背后，是当地谜一般的用人机制，无论是为了给薛新民一个自证清白的机会，还是为了维护当地政府部门基本的公信力，“百变科长”都亟待验明正身并公之于众。（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