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天然免疫力的“圣人”毕竟是少数,仅以教育式的他律、自省式的自律,难以让廉洁成为大多数公权者的行为准则。
5月15日,茂名人大原副主任朱育英涉嫌受贿行贿受审。据悉,朱育英先后收受了当地57名干部共计人民币1238万多元、360万港元、20万美元,检方指其受贿物品包括挖掘机。朱育英称,收了这么多钱后,一分钱都没敢用。
1700多万,多乎哉,不多也。在贪官纷纷成为“亿元俱乐部”成员的情势下,1700多万恐怕连“大贪官”也称不上。朱育英贪腐“亮点”在于,他在“一分钱都不敢用”的同时,连庞然大物挖掘机都照收不误。时下,贿赂“转型”,转入“雅贿”与“期权”时代,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已经过时,朱育英似乎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对沉甸甸的“硬通货”有偏好。
“一分钱都不敢用”隐喻他对权钱交易、收受贿赂是何种性质的行为以及行为的风险有着清醒的认识,并时刻准备“赎罪”,一旦事发,全额退赃,减轻罪行,获得轻判。既然如此,他为啥好像“病已上身”,最多一次收百万贿款,连笨重的挖掘机也一样“笑纳”?看似不可思议,实是人性贪婪与监督失灵使然。
据说非洲有一个抓猴子的方法:把果子放在树洞里,树洞刚好能让猴子把手伸进去,但是猴子拿到果实之后就没办法把手拔出来,猎人轻易地就能把贪心的猴子抓住。猴子若此,人何尝不是?贪婪是人性的弱点,自古皆然,中外如一。你承认,或者不承认,它都摆在那里。在形形色色的利益、欲望面前,具有天然免疫力的“圣人”毕竟是少数,仅以教育式的他律、自省式的自律,难以让廉洁成为大多数公权者的行为准则。
当利益输送呈现“链条效应”,卖官鬻爵成为潜规则,处于链条中端的无疑就是“二传手”。他一方面是“大鱼”眼中的“小鱼”,成为别人盘中那道小菜;另一方面,他又要不断吞食“虾米”,以攫取足够的“营养”。社会曾广泛流传某位官员在接受调查期间大放厥词,“真让我交代,我能交代3天3夜,把××官场翻个底朝天!”这些话也许有夸张成分,但绝非诳语。如果不是买官卖官在当地蔚然成风,茂名也不可能有200多干部同时跌入“罗荫国案”的漩涡。朱育英亦然,他在大肆收受下层官员贿赂的同时,也向罗荫国“进贡”,以谋取茂名市人大副主任一职……
反腐议题讨论到今天,已经不再是技术层面的“方法论”——用什么招数对付腐败。社会贪腐成风意味着什么,相信大家都十分清楚,温家宝总理在今年3月召开的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提到,“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人亡政息’”,堪称警世良言。
然而,对一些基层官员而言,利剑出鞘,难免伤及自身,一旦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许多人立马就成了“口头革命家”,口惠而实不至,非不能至,不愿至。反腐之难难于上青天,难在利益关系调整。随着社会阶层分化、固化,公共政策制定者的阶层也得到较大提升,有的进入既得利益集团行列。这一变化的现实困境在于,当公共政策制定者对调整社会利益关系、改变利益格局的公共政策投鼠忌器,公共政策出台就会出现“迟滞效应”,哪怕是一些被理论、实践双证实的反腐高招也不例外,一如官员财产申报制。
政府职能归位要“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气”。反腐败更是如此,需要刮骨疗毒、壮士解腕的勇气,让“一分钱不敢贪”成为现实。 (练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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