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免费午餐的文章发表之后，我收到不少指正意见，在此基础之上，我又有一些不成熟的思考。

　　反对直接发钱给家长的人中，有不少都觉得应该建立制度来监督。大家相信制度，却忽略了制度是建立在人身上的，即制度的保障是什么？民间免费午餐公益活动的发起人邓飞先生设想的，请党员、老干部来进行监督的制度，就无相应的制度性保障，实际上还是建立在监督者的高尚情操之上。这看似建立了制度，实际上还是靠人的品德。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我们讨论的是做事，而非追寻人性之美。直接发钱给家长，相信家长，并不是为了感性、温情地追求所谓价值观正确，而是理性地为了效率最高而已。

　　世上不存在又要马儿跑、马儿又不吃草的方法。不管午餐是食堂还是商家提供，必然要让它们赚取利润，花费较高的监督成本。三元钱能有一元五角被吃进去，起码能保障品质，不用吃臭豌豆。那剩下的一元五角就是用来弥补交易成本、利润、监管的，省这个钱就等同于省监管、运费，省厂家的利润（里面包含了厂家的信誉担保），最终就等于省了质量，也就必然出问题。免费午餐、营养午餐项目，因每个学生的资源并不多，而且分散，所以承担不起很大的监管费用，发钱给家长顺人性，家长做饭必然效率最高，也更安全，大多数父母不需要监管，监管成本也最小。

　　但人性又是复杂的，须承认家长中有不负责任之人。而且，家长追求的是家庭利益最大化，而免费午餐追求的是孩子利益最大化，这中间有区别。我们要直面人性。人性是复杂而多变的，既有抛弃自己的残疾孩子的自私和无奈，也有奶奶陪着残疾孙子上学的无私和奉献。我们要相信人性善的一面，但也要警惕它恶的一面，然后，分别加以利用，把不同性质的制度嫁接到不同的人性上。监督的制度往往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的，比如美国独立检察官斯塔尔调查时任总统克林顿的动机缘于党争，而不是保卫道德。而执行的制度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的，比如国外给有多个小孩的家庭发放补贴。

　　这就有了两个原则：无权有爱者执行，有权有责者监督。无权有爱者，只能是亲人。执行者必须是分散的，这样才使单个执行者没有向监管者行贿的能力，如果执行者是一个组织，在执行过程中能接触集中的资源，徇私舞弊的动机就更大，也更有实力去规避监督。所以，分散的家长就是最好的执行者。

　　为了杜绝资源在分发、转化过程中损失，从发放资源者到有爱的分散执行者手中的过程，资源必须是清晰、可计量、容易监督的资源——钱，而不能是看不清楚价值、不容易计量、不容易看出品质的资源——食物。

　　监督者必须是权威的、组织严密的、责权清晰的。负责监督的组织必须建立在利益分配的基础上，才能形成较为严密的层级负责结构，才能传递监管压力、形成监管动机。但家长委员会显然不具备这个条件，其成员也并不具备天然的道德性。

　　实际上，并不是单纯的人，而是人的身份决定着人在具体情境中的行为。可以依赖的不是人，而是人的身份；可以不相信人，不相信组织中的人，但可以相信为人父母者的亲子之情。制度的作用既然是为了消除单个人的不确定性，那么需要从制度的目的，来选择合适身份的人执行制度，以使组织能长久运行。

　　对一个个具体的家长，可以充分相信他们对自己孩子的爱。但如果从身份角度看待家长委员会的话，那么家长委员会就是一群“家长之一”组成的群体，而不是具体孩子的家长。身在群体之中，个体之爱就会淡化，所谓“有组织的不负责”，正是如此。

　　而且，家长委员会还会遇到一些实际困难。比如，这个组织并无权力，即使他们的孩子在其中，他们为监督，为几十个孩子所付出的代价，显然远远小于他们自己一个孩子因之而取得的利益，基本上他们的尽职工作是建立在他们具备高尚情操基础上的。家长监督家长，无权威、无工资，付出与收益不成比例，自会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

　　自然，对这个组织不能给予人性善的假定，而应把监督组织对接在人性恶的假定上，从人性恶的角度去设计制度，不依靠组织中人的情操，而依靠严密的层级、奖惩、升迁等等制度。

　　这从乡村之中不可能培育，但有现成的可以用，即“政府-学校-老师”这个责任结构。这个责任结构不但在严密的政府体制中，有成熟的奖惩制度，会较为严格执行相关的监督职责，而且老师也天然地具备对家长某种程度上的权威。对那些不能完成给孩子准备午餐任务的家长的督促，不管是来自家长委员会还是来自学校和老师，对于这些家长而言必然是尴尬的、不舒服的。

　　比如说，对一个酗酒成性的父亲来讲，到底是儿子同学的奶奶更具权威，还是学校的老师或村官更具权威呢？这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