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公车改革在于遏制日趋严重的公车滥用带来的巨大财政负担，但在本质上，公车改革的最终目的在于从一个侧面，理顺纳税人与官员之间的关系，确立公民在改革中的主体地位。

　　近日，温州召开全市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动员大会，温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金彪提出：要严格执行市级机关车改有关纪律规定，不准借用、占用下属单位或其他单位车辆等“四不准”，既是“底线”也是“高压线”。根据预计，实行公车改革后，温州市政府将比原来节省支出15%左右，而且公车拍卖处置还有一亿多元的一次性收益。

　　从改革的增量来说，这样一次改革如果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无疑是令人欣慰的。毕竟，从上世纪90年代末舆论中出现“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论调之后，能够从既得利益群体的虎口拔到一颗牙，历来是极为困难的。当然了，包括温州在内的几个地方试点，在实施公车改革的过程中，并没有真正去拔老虎的牙，而是通过植入一些技术性的手段来推动改革。例如，一个基本的思路在于取消公车之后，配以“货币化补贴”，珠三角如此，杭州亦如此，此番温州也难例外。此次温州改革的具体方案是，根据不同级别、繁忙程度设立了从300-3100元的补贴标准。

　　这样的做法，虽然从整体上看较之过去可以减少相当规模的财政支出，但也等于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此前官员滥用公车所获得的利益。因为我们知道，在公车私用不受约束的时期，官员们频繁使用下的一辆公车，一年要花费公共财政8万元的支出。目前的这一套改革，依旧是以此前公车私用极其猖獗的时期作为参照标准，虽有一定程度的收敛，但在本质上还是停留于技术层面的捣鼓，而未能涉及到公车改革的内核。

　　直白地说，要真正触动改革的本质，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重新调整决策、执行、监督公车使用政策的基本结构。对照目前仅停留于技术层面的公车改革，无论决策、执行还是监督，都还是政府自己的“独角戏”，却始终未能引进最大的利益相关者——— 公众的介入。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公车改革领域所涌现的珠三角模式、杭州模式，在选择了“货币化补贴”的政策之后，其实也意味着在改革中引入了市场的因素，如果把公车的存在作为公共部门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那么借助市场的力量提升效率，这倒是与上世纪80年代盛行于英美的“新公共管理运动”颇为相契。

　　但很显然，目前政府所选择的改革方向——— 与市场联盟非与社会协商，的确也体现了一种悖论。那就是，公车开支作为广大纳税人的沉重负担，有关改革的事宜本该是介于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一项决策；假设在双方共同的商议之下引入隶属于技术层面的市场手段，以达成“共赢”之状态，这的确没什么不好。但是，如果改革的决策、执行和监督过程中都缺乏公众这一基本主体，反而变成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一种合作。那么，我们很难相信，在没有具体的、实在的公民监督的情况下，那些看起来很美的公车改革，必将在实施的过程中，继续滋生出大量不能见光的新的潜规则。毕竟，在近些年的改革中，每当我们看见官员与市场相勾结时，最后的结局无一不是公民依旧渺小不堪，只剩官员与市场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