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穗事件”让一个特殊群体进入人们的视野，他们就是“官员化”的中国优秀运动员，这其中不乏在领导岗位上做出成绩的成功典型，如邓亚萍、熊倪、谢军等，但身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也大有人在。（4月15日《中国青年报》）

　　前不久，国家体育总局一位官员说，中国的运动员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运动员。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对那些官帽加身的运动员来说，他们在功成名就之后，除了获得精神和物质上的极大满足之外，还享尽了赢者通吃的好处。但是别忘了，他们身后还有数量更为庞大的普通运动员群体，他们没有显赫的成绩，也没有能取悦于人的漂亮面孔，退役之后，除了满身的伤病，他们一无所有。

　　一将功成万骨枯。这是我能想到的最贴切的形容。中国运动员能在绝大多数国际赛事中争金夺银，举国体制已然取得巨大的成就，但在风光无限的背后，我们必须有勇气直面这残酷的真相——极小部分运动员占据了太多的社会资源，而绝大多数运动员则事实上处于被抛弃的境地。运动员生存境遇的两极分化，以及资源分配上的厚此薄彼，致使我们的体育事业背离了体育的本来意义，甚至呈现出反人性的一面。

　　“官员化运动员”就是剖析这一现实的最佳切入口。近年来，“赛而优则仕”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比如2010年，山东省体育局就一次性提拔安排了9位奥运冠军为副处级领导干部。乱飞的官帽让我们窥见了这样的事实：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掌控着庞大的公共资源，但是这些资源没有用在雪中送炭上，而是用于锦上添花。运动员退役生活保障机制迟迟未得建立、健全，然而取悦于明星运动员时，却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需要强调的是，运动员“官员化”的真正受益者，并非那些“官员化运动员”。比如“黄穗事件”，由于父亲病重，黄穗早在2007年就已有了退役的想法，湖南省体育局为了安抚和鼓励黄穗继续参赛，提前用官职作为激励手段，这与人格绑架没有什么区别。真正的受益者是谁？是体育官僚，他们的政绩与运动成绩密切相关。而“官员化运动员”看似风光，实际上不过是权力的附庸和道具。

　　现代奥林匹克起源于古希腊，而不是古罗马充满血腥味的角斗场。体育是一种精神，展现的是人性之美，而不是你死我活、成王败寇的丛林游戏。如果我们辉煌的体育成就，是建立在颠覆人性的基础上，如果每一块金牌上，都沾满了无数失败者的泪水，那么，所谓的体育大国，不过是权力的自恋。

　　吴龙贵（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