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处官场“童工”的出现，对于当地政府来说，都是一次被质疑、受诘问的过程。

　　本月5日山西《长治日报》头版刊登一则干部拟用公示名单。在这份名单中，有2人不到14岁即参加工作。面对社会质疑，长治市委组织部回应，干部简历均来自档案，引发争议的干部年龄情况较复杂，“既有特殊历史原因造成的，也有因特殊学制造成的”。

　　幸亏有公示，还好有网络，要在过往，官员履历“躲猫猫”，公众连“打酱油”的机会都没有。因此，干部公示的进步意义值得嘉许。只是，技术与形式都具备了，一些人的思想未跟上，面对公众挑剔的眼光，一些明显有漏洞的官员履历也照刊不误，究竟是不智还是不屑？

　　如果一些“老干部”其“童工”经历尚可以用“特殊历史原因”予以解释的话，那么，两位“80后”干部，未成年就参加工作显然有违现实逻辑。十多年前，十三四岁参加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基本上可以假定，这两位干部不是年龄作弊，就是履历造假。

　　官场年龄弄虚作假不是新鲜事，王亚丽“12岁成为药剂师”、沈庆华“13岁参军”、曹莉“15岁当干部”……这些都是曾轰动一时的官场“资深童工”。再往上溯，官员更改年龄现象古已有之。清代方浚师在《蕉轩随录》提到，“官年今之履历，年岁每增减若干，谓之官年。不知此风自宋已然”、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说：“三十年来士大夫履历，例减年岁，甚至减至十余年。”不论古今，官员篡改年龄，无非就是想在官场上多混几年，获得更多的个人利益。

　　在一个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的官场，官员的年龄、资历甚至是背景都不是问题。国外20多岁的市长、议员并不少见。只有在论资排辈的规则下，年轻官员任职才会引起热议。显然，以胡子长短取官并不是现代社会的用人之道，因此年龄与履历，并不值得我们过多地关注。对层出不穷的官场“童工”现象，或许诚信、公平等问题比年龄、履历更值得追问。

　　造假是一种严重的诚信问题。在政府诚信、商业诚信、社会诚信的诚信链条中，政府诚信是首善。官员带头造假，诚信不存，政府诚信又从何谈起？容忍官员造假，损害政府形象与公信力，打击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可以看到，每一处官场“童工”的出现，对于当地政府来说，都是一次被质疑、受诘问的过程，即使最后不得不顺从民意、忍痛将“童工”辞退，“伤口”一时之间也难以愈合。

　　官场“童工”刺激公众的另一种焦虑：官员通过造假等不正当手段，将政治资源牢牢攥在家族手中，实现公共权力的近亲繁殖、代际传递。“官二代”的“传奇”，便是“穷二代”的“噩梦”，当选拔和竞争都是以“纯天然禀赋”——血缘为标准，贫寒子弟通过个人努力跻身精英阶层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社会必然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一个通道堰塞、阶层板结、四处“拼爹”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缺乏公平与活力的社会。

　　这些恐怕才是公众对官场“童工”现象紧追不舍的深层原因。因此，作为干部选拔部门，似乎不宜只顾公示不顾公理、公愤，更不应该用各种难以自圆其说的理由来搪塞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