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调查，从“第一个吃螃蟹”的新疆阿勒泰市，到之后陆陆续续进行试点的浙江慈溪、湖南浏阳、宁夏银川、宁夏青铜峡等地，包括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在内的领导干部个人事项公示制度，虽然各地具体操作有较大差异，但结果却非常相似——没有结果。（4月4日《南方都市报》）

　  “零投诉”是否意味着“零问题”，恐怕谁都不能这么简单地下结论。正如反腐学者、中央党校教授林喆提出，“零举报”恰恰是“效果不好”的表现，“说明现在所实行的公示方法有问题”。深究下去，公示方法存在的突出问题有两个，其一是公示的范围过窄，仅公布一部分或仅限于很小范围内；其二是对公示的内容公众缺乏有效的监督途径。

　　从公示范围看，在几个试点单位中，公示都没有做到完全彻底的公开。比如，新疆阿勒泰地区虽然规定了官员财产申报必须有非常详尽的项目，但很多只限于内部掌握，只选取其中一部分在网上公示，公众自然很难看到官员财产的全貌。再比如，浙江慈溪和宁夏银川市采取的都是在内部公示的方式。

　　一旦监督主体都是“内部人”，那么监督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为在财产公示问题上，“内部人”之间并没有相互监督的积极性，积极监督既不会让自己受益，还有可能“引火上身”。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自然会无人问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情况下，“零投诉”根本不应该成为新闻，真正能够成为新闻的是“有人投诉”。

　　另外，公众对于财产公示内容缺乏有效监督途径，更是官员财产公示遭遇“零投诉”的根本原因。按理说，通过官员财产公示暴露出来“不正当财产”，最大的受益人是作为纳税人的公众，因此，公众对于监督官员财产公示最有热情。近些年来，全国“两会”上每每有涉及官员财产公示的提案甚至争议，都能引起公众的广泛共鸣，就是最好的例证。

　　事实上，官员财产公示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要为公众核实官员财产情况提供一个公开的资料，官员财产公示只是第一步，若要让公众积极参与监督，还要赋予公众相应的核实权。比如，有专家建议，应当组成一个由群众代表、财务部门、银行和媒体共同组成的调查小组，对公示的信息进行核实。毕竟，在没有专业调查组织进行核实的情况下，由于信息不对称，公众对于公示的官员财产基本上属于“两眼一抹黑”，即便想投诉也是“无从投诉”。

　　应该说，当前的“零投诉”，本质上还是这些试点更像是一种形式上的创新，而不是一整套系统的制度设计。于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而言，要真正发挥作用，需要一整套相互衔接的制度作为支撑才能实现。纵然，由于种种原因，官员财产公示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若干步走，但是不能变成“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讲，“零投诉”意味着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