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发布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要求“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国企高管们的薪酬能否处于更完备的监管和制约之中？答案恐怕还要到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中去理解、去破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确立与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动，利益格局也出现了深刻调整。调整中的两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就是：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总体上呈下降趋势，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地位、尤其是吸纳就业上的作用不断上升；在国有资本越来越集中于关乎国计民生重要领域的同时，相对于民营资本的利润回报率也持续走高。

　　对此，一些质疑之声往往聚焦于自然垄断、特许经营、政策扶持等各国国有企业的共性矛盾，却往往忽视了抗击国际金融海啸、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投资与创新上集中力量办大事等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个性优势。而这，才是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能够取得较好绩效、以及较高利润的真正原因。

　　但是，绩效好、利润多绝不意味着过高收入与福利的正当性。社会主义国家设立国有企业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扬弃”私人资本的逐利局限性，通过社会化大生产来实现共同富裕。而不同所有制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乃至企业内部不同层级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不仅背离了“先富带后富”的制度初衷，也阻碍了消费内需的合理扩大与宏观经济的内生增长。

　　破题之要，还要从收入分配领域的总体改革上着力，包括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包括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健全，包括国企利润分配模式的变革，最终目的则要让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的共同成果。

　　当改革逐渐步入深水区，收入分配的结构调整难免会触碰到既得利益者。我们正视利益格局，就应主动把握，而非被动接受；我们直面深刻调整，就应积极适应，而非消极改造。也要看到，善意的批评绝非彻底的否定，正因“爱之深”，才有“责之切”。脱下“父爱主义”的保护罩，共和国的“长子们”才会历尽风雨、收获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