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提防少数不良科学家假借科普之名，忽悠不明真相的决策者和公众，为自己骗取巨额经费和国家政策支持，扭曲事实真相，干扰科学发展路径的正常选择。

　　这些年来，国内民众要求科学家从事科普活动的呼声一直很高，但是，由于目前中国的科学研究体制的局限，科学普及活动不仅不算绩效，而且不少科学家还有一种偏见，觉得科学家从事科学普及工作是不务正业，甚至觉得从事科普工作有失身份，所以，科学家热心科普的人不多。

　　事实上，即便是为数很少的从事科普活动的科学家，他们在社会上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在很多时候还会受到这样那样的攻击，以至于他们工作的单位常常会因此施之以压力，让他们放弃科普。

　　其实，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某些成功经验。例如，美国宇航局NASA非常热心科普，最重要的原因就是，NASA每年的经费需要美国国会讨论批准。如果美国的纳税人不理解NASA工作的意义，他们就很难拿到足够的经费。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他们必须要热心从事科学传播工作。也许，我们将来也可以形成某种由民意来决定科学经费的机制，到了那时，科学家和科研机构从事科学传播的自觉性，就会提高了。

　　但是，我们今天也要提防另一种危险，那就是少数科学家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甚至片面追求经济收益，而从事忽悠式的“科学普及”。科学家精通科学知识，不太容易犯知识性的错误，而且科学家在民众中具有崇高的威望，貌似做科普的合适人选。但是，在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已经不像小科学时代那样，仅仅是满足好奇心的个人自由探索，而与技术研发、产业规划、国家政策等等紧密相关，与巨大的利益纠结在一起。

　　所以，我们要提防少数科学家假借科普之名，忽悠不明真相的决策者和公众，为自己骗取巨额经费和国家政策支持，扭曲事实真相，干扰科学发展路径的正常选择。

　　在许多领域，人们已经认识到，在公共政策的问题上，利益相关者必须回避。然而，在中国，由于“科学主义”泛滥，很多普通公众还在误以为科学家都是陈景润式的书呆子，还在迷信科学家都是不食人间烟火、不贪名利、献身科学的圣人，没有意识到科学活动是牵涉巨大利益的活动。所以，在很多时候，很多人从未想到在重大公共利益相关的科学决策上，要求相关科学家们应该回避。

　　由于在决策体制上缺乏利益回避制度，有些“大牛”科学家在为科学项目做决策时，就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坐地分赃，为了自己的小圈子、自己的团队和所在机构的利益，做出有损公众利益的事来。由于在向公众做科普的时候，公众缺乏必要的知识，对科学家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缺乏质疑和提防，少数科学家常常可能假借科学普及，夸大自己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夸大自己擅长工作的重要性，夸大自己成果被学界肯定的程度，甚至可能被利益集团所收买，为少数特定企业充当危机公关的马前卒。

　　因此，公众在知识与科学家完全不对称的条件下，更应该加倍警惕少数科学家的忽悠。大投资家巴菲特劝告我们：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现在是否需要理发。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先生认为，我们对待科学家，应该像对待替我们修下水道的管子工一样，可以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为我们服务，但是，要防止他们偷我们的钱。

　　需要强调的是，媒体在采访科学家对待公共政策的建议时，应该多听不同学者的意见，而不是只听个别学者片面的言论。公众在接受科学家科普的时候，也应该关注科学家与所科普的内容方面有无利益牵连，而科学家们则应该明确申明相关利益关系。只有这样，科学才能有益于社会，而不是有害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