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副市长吉林3月28日在参加“2012年推进城南行动计划”工作部署会时透露，今年前两个月，北京市财政收入呈现负增长，到3月20日仍然是负增长0.9%。事实上，前两个月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的不仅是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城市，财政收入都出现了令人吃惊的“负增长”。（《新京报》3月30日）

　　北京、上海和广州一线城市，包括重庆等二线城市的财政收入，集体出现令人吃惊的“负增长”，这是近年来少有的现象。倘若分析原因，除了经济放缓之外，和去年各地基数太高、春节假期影响，以及房地产业收入减少，个人所得税、营业税结构性减税减收等有很大的关联，特别是在CPI持续下降的背景下，直接会导致流转税的减少。当然，还与世界经济不景气，欧债危机仍在发酵，以及经济本身处于减速周期有很大联系。

　　显然，全国不少地方的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是预料之中的事情。然而，笔者发现，有不少专家学者和网友对此表现出异常的担忧和不安。其实，倘若我们换个视角看待财政收入“负增长”，却能化“危”为“机”，成为矫正社会不公的最好契机。

　　一方面，能矫正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上的不公。在承认财政高速增长是社会巨大进步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财政的跳跃式增长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其一，会加重国民的税收负担。从2000年进入《福布斯》统计开始，中国的税收负担指数便一路上扬，2002年位居第三，2005年更是以160的指数“跃升”全球第二，虽然税务总局对此给予否认，但我国税率偏高却是事实。此外，如果国家财政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国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大量财富会源源不断流入国家，自然会对居民收入增长形成一定程度上的“挤压”，陷入“国富民不富”的怪圈。

　　近年来，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1998年的17.5%上升到2003年的20.2%，而居民所占比重则由1998年的68.1%下降到2003年的64.8%。现在，因减税而带来的财政收入负增长，不仅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彻底扭转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而且也能为实现最近中央经济会议所提出的“保增长、扩内需”的目标，打下良好基础。

　　与此同时，也能矫正政府在行政支出上的与民争利。统计表明，我国行政管理支出从1986年的220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6512亿元，20年间增长30倍，年均增长率19.5%；同期，财政支出增长15倍，年均增长率15.4%，我国成为世界上行政成本较高的国家。

　　整个财政收入犹如一个蛋糕，如果政府自身切下来的多，那么，用在老百姓身上的钱自然就少。如果利用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的时机，“强迫”政府严格控制行政成本，就能终结政府在行政支出上与民争利的现象。

　　更为重要的是，也能倒逼政府考虑经济结构转型。现在的问题是，我国内需消费长期以来难以真正提振，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外贸出口不可持续，比如，今年前两个月，深圳进出口总额为562.89亿美元，同比下降3.5%，其中出口327亿美元，同比下降6.0%，这些情况的存在，无疑正倒逼中国进行经济结构转型探索。至于经济结构如何转型，不仅考验着企业家的智慧和应变能力，也是国家和各级政府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