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陵野老百事忧，生年无心酣高楼。

　　稚子无赖闲涂抹，一解公颐胜沙鸥！

　　智勇诗

　　杜甫近来很忙。中学课本里收录的蒋兆和先生所作《杜甫像》，被各种涂鸦后，上传网络，引发热议。某民间组织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杜甫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之光，我们决不允许诋毁杜甫形象。如果有人恶搞杜甫，恶意丑化杜甫形象，说明他是无知的、浅薄的、低俗的。

　　在网上找来相关的涂鸦照片，惊讶于涂鸦形式之多样，想象力之丰富：一图杜甫横端狙击步枪，他刚刚完成射击任务，表情“酷呆”了；一图杜甫横抱吉他，凝神远望，好像在忘情吟唱；一图杜甫被装扮成时髦青年，嘴叼香烟，胯下一匹Q版踏板小摩托……恶搞后的杜甫与那个忧国忧民、慷慨悲歌的现实主义诗人形象构成了极大的反差，令人忍俊不禁，而且不少增益改动，与原作“配合”默契，大有“增一分嫌多，减一分嫌少”的精准。可以想见涂鸦者之充满热情、神情专注、饶有兴味。

　　看到这里，感觉“诋毁”和“丑化”的说法实在有些“炮弹打蚊子”，这些涂鸦最多是青春逆反期孩子们的调皮和幽默。扪心自问，当我们还是孩子时，有哪个没有在课本上涂鸦过？又有哪个课本里的正经人物和“大反派”没有被“恶搞”过呢？这些调皮恶搞真的是在侮辱“民族的精神之光”、扭曲“是非黑白”吗？幸亏“法不责众”，否则，即使难称“罪恶滔天”，也该拖下堂去，重打五十大板！

　　作为成人，作为教育或文化从业者的我们，倒是该反思：孩子们到底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涂鸦”？涂鸦背后究竟隐藏着他们怎样的情绪和心理诉求？我们的文化教育传播工作还存在着哪些片面和谬误之处？能否通过教育传播方式的调整，正面满足他们的精神和心理需要，让他们被压抑的“力比多”得以升华？

　　比如，我们的课本、教参形容杜甫总是“忧国忧民”、“现实主义”，哪管他“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性情、“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的怀念、与朋友索要树苗也要赋上一首绝句的浪漫。“忧国忧民”与“现实主义”当然是杜甫突出的特点，但是只对这些特点的反复强调造成了杜甫形象的标签化，让还处在青春期的孩子们观察历史人物的视角变得单一乏味，伤害了他们进一步探索的兴趣，甚至刺激了他们的逆反心理。

　　说白了，孩子们对杜甫的涂鸦，还真不是针对杜甫本人，他们有意见的，是我们这些教育和文化的从业者。谁叫大人们把杜甫们都当成他们说话的工具，压得纸一般单薄？

　　孩子们嬉笑怒骂，大人们应该如芒在背，知耻而后勇。今年正值杜甫诞辰1300周年，果能如此，杜公有灵，亦当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