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一项严谨的社会学研究显示，上世纪90年代后，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女占比呈上升趋势，到1997年，该比例达到39.76%，首次超过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更远超工人和农民阶层。北大学生中，来自干部家庭的比重超过其他阶层。（见3月22日的《扬子晚报》）

　　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女攀升，折射出高校中名牌大学学生中农民子弟很少。而在这个就业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里，上不了名牌大学，意味着毕业后就面临失业风险。因而，对农民子弟来说，“大学还有什么读头？”本不是个问题的问题，而今却成了一个大问题。

　　一方面读书贵，让农民感到读大学不划算。时下，高校教育“高投入、低产出”，使农村学生靠读书改变命运这条路越来越窄，越来越崎岖。于是，许多父母等孩子读完初中，就送孩子去学一门手艺；即使学3年，也要比大学生早4年工作。这样既省了读高中、大学的钱，又赚了4年的钱。如此掐指一算，这大学真没什么读头。难怪有资料显示，2009年，全国84万应届毕业生退出高考；2010年946万高考考生中，弃考人数接近100万，其中绝大部分来自农村的考生。

　　另一方面就业难，导致“读书无用论”在农村抬头。时下，非名牌大学的毕业生面临就业难，许多农村大学生不得不去做初中生也能做的掏粪工、油漆工等。农村父母省吃俭用花十大几万元钱培养出一名大学生，没想到毕业后就是失业，以致有的母亲看到孩子找不到工作后“气愤得喝药自杀”。即使能找到工作的，其起薪还不如农民工。你说“大学还有什么读头”？难怪有政协委员说：“我们也不要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毕竟，农村出来的大学生就业时不能“拼爹”，创业时不能“拼钱”，不做掏粪工、油漆工之类活儿能做什么？

　　同时，地方保护，官官相卫，使农民子弟上名牌大学的机会少上加少。有学者说，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女攀升，与权力寻租无关，“并非是权力操纵的结果”。在我看来，这有点睁眼说瞎话。难道北大在北京市的录取分数线与在湖北省、山东省等外地的录取分数线是一致的？事实上，2000年左右，京城考生上北大、清华要比湖北、山东等地的考生低出100分左右。如果能按北京市分数线录取，当年湖北、山东没上三本线的考生也能上北大。还有在自主招生考试中，“保送生”和“免试生”有多少农民弟子？在这种由校长说了算的机制下，要说其中没有权力寻租，打断老百姓的牙，老百姓也难以相信。

　　高考虽不是最公平的，但没有高考，农民子弟会拼得过“官二代”、“富二代”吗？看来，高考制度虽需要改革完善，但对权力和富商的“金钱运动”也应该进行监管改革，否则，无论改成什么样的高考，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