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关于“少年儿童偶像崇拜与榜样教育”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雷锋是这些少年儿童最喜爱的榜样，也是他们最崇拜的10位偶像中唯一一位非文艺体育明星式的人物；同时，超半数孩子不喜欢学校的榜样教育方式。

　　偶像情结是指尚处于不成熟发展阶段的人类群体或个人，对于不同偶像类型的依恋、崇拜与追捧——这种不成熟可泛指人类自身思维水平发展的不成熟，也可特指青少年在成长期中由于思维能力局限而表现的不成熟。成人社会与孩子的世界是联通的，成人社会对偶像——成功人士、英雄圣贤的解读、建构的偏颇，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乃至决定着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取向。在少年儿童身上，偶像情结又尤为明显。既然不成熟，也就往往导致崇拜者对其所崇拜的偶像类型及内涵的把握失之偏颇——“不成熟”与“偏颇”互为因果。

　　对于社会而言，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偶像内涵不同：前现代社会是英雄时代、圣贤时代，所以需要英雄伟人崇拜，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从孔子到朱子，从关公到岳飞，社会管理者以对英雄伟人的崇拜作为统治合理性的补充，以维持社会有序运转。所以，这一阶段的偶像情结往往具化为贤君忠臣与清官崇拜。无论如何改朝换代，民众对贤君清官的渴求与依恋很少改变。同时，人们对“偶像”的解读往往趋于理想化、政治化乃至神化，但由于对偶像理想化处理与人为拔高，令人感到英雄伟人既不真实也难以企及，以致英雄伟人难以复制，反倒滋生了伪善者、双面人格者。

　　现代社会是工商社会，英雄伟人走下神坛，偶像日渐世俗化乃至恶俗化。出于人性的本能，人的生存理性、经济理性一旦过度膨胀，就会“一切向钱看”。“一夜成名”、“一日暴富”者会成为不少人心目中的“当代英雄”。在传媒热炒下，娱乐体育明星自然取代了传统（前现代）社会中的“英雄”、“伟人”。

　　而科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不能给现代媒介带来多少经济效益，所以日趋边缘化，难在青少年心目中建构起“偶像”的形象。当然，相关媒体对科学家的宣传也不遗余力，但这些宣传中似乎也有“实用功利”这一现代社会思维方式的纹章：重硬科学轻软科学，重眼前效益轻长远考虑，以致对一些大师的思想境界及其对民族复兴之贡献的解读与开掘失之于肤浅、偏颇。

　　身处转型社会的青少年，或会同时崇拜传统与现代的两类“偶像”。不过，随着他们成长并进入社会，心态很可能会分化：有的心仪前人，而有人则彻底痴迷于“今人”，更有人淡化偶像情结而走向成熟、自我完善——在多元的、趋于完善的现代社会中，最后一种终将成为常态。

　　转型社会必然会伴随着偶像崇拜的转型。首先是偶像与榜样的区分与切割。笔者以为偶像必与崇拜相连，带有痴迷与盲目性。榜样当然也有偶像化的可能，但主要是提供模仿学习——而提供合适的榜样，对处于尚未完全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少年而言十分重要。由此，对于青少年而言，榜样还是不可少的（这里强调的是榜样而非偶像——笔者注），问题在于提供或确立何种榜样。

　　其次，在转型社会中，对榜样的重新解读，或说经历从解构到建构的过程，是十分正常而必须的。以雷锋为例，当我们解除了转型前涂抹于雷锋身上的理想化、政治化色彩后，一个富于敬业精神、善待他人的好人形象就出现在我们面前。以“志愿者精神”这类当代话语去阐释雷锋精神也可以，因其内涵基本相通；而且，面对社会上片面理解“自我实现”、严重损害他人权益，各行各业职业精神沦丧等一系列负面现象的泛滥，人们急切呼唤“好人”、追寻“公共精神”、渴求“交往理性”。故而，“雷锋精神”有其明显的当代意义乃至永久魅力，雷锋成为如今青少年心目中的第一位榜样，也顺理成章。由此，今天的雷锋对处于“青春期”的人类群体和个人仍有不可低估的引领作用，而“雷锋精神”成功转型，对当今核心价值体系构建也不乏启示意义。

　　而偶像的淡化则是走向成熟的一项标志。放眼更远的未来，随着人类整体思维水平提升，偶像的淡化与崇拜的消解迟早会成为一种趋势。

　　从社会发展角度看，在后现代或未完成的现代话语系统中，是不承认绝对真理、本质主义、科学主义的，对经济技术理性与唯我倾向亦持批判立场，由此，作为真理化身、经济理性典型之类的偶像，迟早将淡出人们的视野。

　　从个体发展的角度讲，偶像崇拜往往蕴含着过度迷信与盲目追随、深植着希望得到偶像庇护与指点的依附心理。然而偶像是人不是神，盲目崇拜往往会压制自身个性的发展与创造能力的发挥，而期望过高往往失望也大。所以应淡化偶像、确立自信、发挥创造性，完善自我，走向成功——这也是我们现代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的前提性条件。

　　当然 ，作为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而成的依附性国民心态的伴生物——“偶像崇拜”，已成为了我们的文化基因和集体潜意识，淡化过程是痛苦而漫长的，同时也总是与相应的理念、机制、体制共生同进的。这一切，当始于我们对偶像问题有全面而深入的认识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