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从制度层面来看中国的法律，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过程中，经过大规模的立法，可以说法律体系相对完善了。以前，无法可依的问题已经改变，这一点是好的。

　　但是，有法律制度并不等于有很好的法律理念。要实现真正的法治，重要的是有法律理念。光有制度，缺乏理念是不行的。就像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一样。这可能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了。

　　因为制度有好有坏，有的制度制定时是好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改变，可能就会过时了，需要修改了。

　　往往民众的法治观念是与政府的法治观念相辅相成的，如果政府的法治理念薄弱，不依法办事，民众的法治观念也会相应的低下。

　　民众法治观念不强有两个表现：一个是过分依赖政府的保护，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们的消费者协会其实是国家工商管理局下属的机构，没有民间的组织来进行自我维权。

　　另一方面是民粹主义思想仍然泛滥，所谓民粹主义就是以一种单纯的人民的意志为标准，凡是我选的我就赞成，凡是我不选的，我就反对。这种观念在“文革”时是相当严重的。

　　这些都是反法治理念的表现。但法治的观念就是按规则依法办事，从这一点来看，台湾地区的政治已经慢慢成熟起来了，从早期的街头政治走向了真正的议会政治。

　　比如，今年台湾大选后，虽然有人对于选举结果提出了质疑，但是无论是民进党还是蔡英文都尊重了选举结果。

　　其实讲法律就是在讲程序和规则。只要是按程序规则来进行，即使结果不令我满意，我也要尊重，不能因为结果不让你满意，你就无视程序规则，这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

　　最近，浙江的“吴英非法集资案”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在法学界内部也引起了极大争议，在法律没有修改前，如果吴英真的触犯了法律就应该依法受到惩罚。但是这条法律是否应该修改是另外一个问题。

　　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的界限很模糊，而政府对此问题一直采取严厉打击的态度，过去涉及非法集资的案件是会判处死刑的，比如邓斌案等。

　　这反映出政府在此问题上承担了过多的责任，一个老百姓他自己去借钱集资，他还不上，政府来处理此问题。从法理看，这不是政府该管的事情，谁欠债谁还钱嘛。可是实际上，往往不是如此，由于集资数额巨大，涉及人数众多，一旦处理不当，波动很大，会威胁到社会稳定，政府要出面解决。

　　这就像我们早期的证券市场，那时老百姓买股票赔了找政府，现在大家意识到股市有风险，责任自负。这和我们的市场经济理念不成熟有关。

　　一方面我认为要尊重规则，遵守现行法律，但同时，我认为如果吴英案判死刑是量刑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