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5·8”故宫被盗案在北京一审宣判。法院认为石柏魁盗窃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3年。但是，这一案件并不能就此画上句号，且不说仍有3件展品未追回，仅就故宫安保而言，就令人担忧。

　　由此不能不提到另一则新闻，1962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动工落户，距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从大陆运往台湾的2972箱文物中，除了一页纸和一包盐之外，其他全部在册。所谓的一包盐，也不是丢失，而是由于年代久远，盐挥发了，只剩下了外包纸。这简直是奇迹，特别联系到身陷“十重门”的故宫。台北“故宫博物院”经验足以令故宫仰慕，其公开、透明和专业远超故宫。以专业为例，去年，故宫工作人员在对国家一级文物宋代哥窑青釉葵瓣口盘，进行无损分析测试时，发生文物损坏事件，舆论哗然，而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明确要求“移动文物不离院不离桌”。

　　还有一个案例是，去年11月14日，因涉嫌盗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国宝”级文物《龙藏经》、《永乐大典》的数字化档案，并在未获取授权的情况下，将其制作成“复刻版”（仿制品）转卖，涉嫌收贿、诈领运费，复制《永乐大典》等图档近四千张，台北地检署以贪污等罪嫌起诉台北“故宫博物院”文创营销处助理研究员陈耀东和陈的研究助理叶丽珍。而故宫呢，尽管遭遇重重危机，不少负责人却能全身而退。不专业、不透明，再加上缺少问责力度，这也许正是故宫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

　　与外贼相比，更需防范的是家贼。去年，媒体披露，故宫图书馆善本书库有100多册古籍失踪，举报者称，“这是一起严重的监守自盗的案件”。故宫有没有或者有多少监守自盗者，需要详细调查，无论结果如何，都必须达到最基本的共识，防外贼易，防家贼难，不防家贼，故宫文物就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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