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要避免文革成为中国未来的选项，首先当然要直面历史、坦然面对真相，克服集体“失忆”，但更重要的，还是要从制度层面克服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

　　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时，多次提到仍需反思文革。

　　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他说：“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如果问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我是出于责任感。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这次“两会答记者问”是温总理在总理任上的最后一次，人们形容为“告别演讲”，情理并重。此时此刻，总理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人们要反思文革，确实语重心长。

　　三四十年前，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那场历时十年之久的“文革”是民族巨大创伤，至今并未“痊愈”。文革中，不仅国家领导人、知识精英和普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其实平民百姓也深受其害，许多人因为一句话就身陷囹圄，因为不小心污损了报纸上天天都有的领袖像而锒铛入狱，因为读一本禁书就被“审查”或“办学习班”，因为发型、服饰略略与众不同就被“批判”，广大青年无书可读无学可上……残酷的事实教育了人民，文革从发动时的万众拥护到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抵制、反对文革。最后，虽然文革发动者多次提出“反回潮”，但也不得不承认支持文革的人是少数。这时，结束文革已然成为社会共识。所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人们欢唱“胜利的十月”，“第二次解放”是发自全民族肺腑的声音，“十年浩劫”是人们对这场运动的概括。

　　文革结束，痛定思痛，反思文革，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执政党在1981年作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否定文革，一方面是总结历史的教训，另一方面是希望以此结论使党内党外都迅速翻过残酷内斗的这一章，以凝聚全党全社会共识、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全心全意搞建设，而不过多纠缠于在那特殊时代条件下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温家宝在谈到重庆、王立军事件之后，也特别提到这份重要的历史文件。

　　研究表明，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往往受权力的掌控。当希望人们忘记文革慢慢演变成为一种、系列刚性规定之后，甚至，当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只能表现某些“正面性”时，文革记忆渐渐从全民族的“浩劫”变形为只是少数“当权派”、精英受迫害的历史，那种人人自危、人整人人斗人的社会氛围与风气，变形为“物质贫困、道德高尚、精神纯洁”……

　　当然，仅仅靠权力掌控，这种变形的“文革记忆”影响毕竟有限。它能成为引人担忧的社会现象，还有更为复杂的现实原因。人们对现实弊病的“痛感”总是深于对过去的感受，尤其因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时，如何克服这些弊病、甚至思考中国向何处去时，这种变形的“文革记忆”自然容易成为相当多一些人赞成的选项。进一步说，就是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如何选择自己的参照系，是深化改革，向前进入以制度制约权力为核心的政治改革之深水区，还是向后退，回到以“运动”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一系列运动、尤其是集运动之大成的“文革”说明，对社会问题的“运动式解决”只会产生更大的问题、弊病甚至灾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个民族要避免重蹈覆辙，千万不能“失忆”。

　　要避免文革成为中国未来的选项，首先当然要直面历史、坦然面对真相，克服集体“失忆”，但更重要的，还是要从制度层面克服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应当承认，当有人把文革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选项时还能得到相当多一部分人的赞同，正说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严重性与尖锐化，整体性改革，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