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圣祥 评论作者

　　“我只是行贿，为什么判得比受贿还重？”——广东韶关宜达燃料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原全国人大代表、“粤北首富”朱思宜案，由广东省高院派员在河源中院二审开庭。庭审中，朱思宜认为一审法院判刑16年过重，恳求改判。（《京华时报》11月27日）

　　过去常听一些受贿贪官抱怨“收钱的判刑，送钱的没事”；如今，又有行贿商人抱怨“我只是行贿，为什么判得比受贿还重？”于是，衍生出来一个疑问：行贿与受贿，究竟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到底哪个应该比哪个判的重？曾有观点认为，先有行贿后有受贿，行贿是受贿之因，行贿是腐败的根源；更多公众则认为，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未必先腐而后虫生。

　　其实，争论行贿受贿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行贿者既有被动无奈的，也有主动出击的，贪官受贿除了主动索贿，更有一些贪官感叹：行贿的人都是含着眼泪让我把钱收下的，我觉得我不收就对不起他们（江苏睢宁水利局原局长张新昌语）。至于到了法庭上，行贿受贿双方互相抱怨谁害了谁、谁应该判的更重，根本无所谓鸡与蛋，而是纯粹的狗咬狗，为的是给自己卸责减刑。

　　在更普遍的现实中，行贿受贿者其实是一对牢固的腐败同盟关系，长期你好我好地一切尽在茅台中。直到东窗事发后，这种同盟关系才被打破：行贿者抱怨受贿者“不送钱根本办不成事”，受贿者则抱怨行贿者“啥时候也不会说出去”的承诺根本靠不住。问题是，权钱交易行为不但行贿者的承诺靠不住，反腐监督的制度更加靠不住，东窗事发的比例看上去不小，其实并不高。

　　在受到查处的数量有限的腐败案件中，“行贿无罪”更是当前一块最大的短板。因此，一些网友对被重判的朱思宜表现出同情，并且揶揄道“受贿者高兴了，看行贿者以后还敢举报”，实则大错特错。人家为减轻罪责互相狗咬狗呢，我们激动个什么劲？必须认识到，只要行贿可以肆无忌惮毫无风险，指望官员个个廉洁不受贿，注定了什么都是浮云。

　　回到朱思宜案，他之所以被重判，其实只是一个专业的法律问题。朱思宜一审被判16年，是因法院认定其犯行贿罪和单位行贿罪而两罪并罚。朱思宜则认为，自己只是单位行贿罪，所以判重了。朱思宜将200万元送到公安局长家中，究竟是个人行贿还是单位行贿，交给法院去独立审判即可；但应该看到的是，“单位行贿”事实上已经成为行贿无所顾忌的一块挡箭牌。

　　我国刑法规定，犯单位行贿罪，无论数额如何巨大，主要负责人刑期皆在五年以下；而犯行贿罪，则最高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在现实中，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根本不是泾渭分明，很多行贿者正是借着单位行贿的罪名而轻松逃脱法律的严惩：出事的概率本身就不高，出事了还有单位行贿的挡箭牌可用，为私利而行贿焉能不猖獗？于是为了达到目的，即使“含着眼泪”也要把钱送出去。

　　严厉打击腐败行为，行贿受贿一个也不能少，他们谁也不值得公众同情。我们既不必纠结于行贿受贿鸡生蛋、蛋生鸡的伪问题，更不必为他们在地狱门前的狗咬狗表演而同情心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