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8日，世行发布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作的《中国2030》报告，为中国向高收入社会的过渡献策。该报告受到教育部、卫生部等部委的高度肯定，认为“给中国教育及卫生医疗领域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惟有国资委强烈反对。国资委的反对依据尚未全部披露，报道出来的理由之一是：降低国有经济所占比例的建议违反宪法，有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嫌疑。

　　这是非常严厉的“指控”。媒体透露，国资委要求与相关机构展开辩论。国资委前主任李荣融则在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上表示，手上有扎实的数据，不怕辩论。——既然是辩论，总要用论据说话，以道理服人，针对事关全民福祉而又争议极大的国企改革，这种态度令人赞赏。

　　事实不辩不清：究竟是否存在国进民退？总体数据不支持这一判断，部分行业的数据是否支持？2001年到2009年，国企享受了税收优惠、土地租金与低融资成本等5万亿到6万亿的应付成本与财政补贴，其效率到底有多大改进？在环境污染、安全生产、就业、食品安全等领域，国企是否以及在什么意义上担起了社会责任？类似“天价吊灯”、“福利购房”、“天价地块”的消息层出不穷，国企是否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正负效应分别几何？

　　真理不辩不明：以2008年为例，垄断行业职工人均年收入比当年全国在岗职工年人均收入高8倍，这种行业间的巨大差异有多少是合理的，有多少是出于垄断？国企分红比例提高到多少才符合“公有”的内涵？就定位而言，国企到底是赚钱为主、做大做强，还是对市场不能、政府不及的领域查漏补缺？

　　即便从1984年算起，国企改革也已经搞了28年。经历过1986年前的“放权让利”，1992年前的“两权分离”，再到1993年后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应该说，已经摸索出了一些基本共识：

　　共识之一，是承认国企操盘手的极端重要性。分歧在于，现有的用人机制能不能选拔出优异的企业家？什么激励机制能让这些企业家为“全民”鞠躬尽瘁？

　　共识之二，是承认全民所有不能停留在名义上，通过合适的制度设计，所有者应该具有现实的行为能力，真正履行出资人的职责。2003年国资委的设立，便是朝这个方向的努力。但国资委究竟能否代表全体人民对国企实行有效监督？它有没有可能反过来代表国有企业去跟人民讨价还价？

　　为了在“全民”与受委托者之间形成直接的问责机制，便需要代表全体人民的全国人大出场。3月4日，本次全国人大会议新闻发言人李肇星透露，全国人大常委会2012年将就国企改革问题进行专题询问。在既得利益主导改革的模式受到质疑之际，这种在最高权力机关进行的专题询问，就是一场早应进行的询问，也是一场无可回避的辩论。

　　中国朝向市场经济体制继续改革的焦点，依然集中在国企领域，集中在行政垄断的存废上。社会上对所谓权贵资本主义的担忧，主要也是由于全民资产面对的所有者虚置难题还未能得到彻底解决，担心“全民所有”变异成“权势者所有”或“内部人所有”，担心股权多元化变成权贵私有化，而后者只不过是权势者所有的表面化与合法化。

　　国资委认为降低国有经济所占比例的建议有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嫌疑，但中共十五大报告明言：“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而且“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制远非公有制的惟一形式，对执政者来说，无论更多元地持股，将更多国有股份划归社保，还是社会所有，让国企退出竞争性乃至营利性行业，总之要找到让全民共享资源与财富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才是巩固基本制度、抚平民心的长久之计。

　　这些问题是国企改革的灵魂，这场专题询问理应触及最根本的问题。汪洋说得没错：“在解决利益格局影响改革的问题上，首先是要从执政的党和人民政府头上开刀”，但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在民意机关通过充分辩论达成共识，厘清下一步改革的基本方向，才能取得改革的最大合法性，克服权力自我革命动力不足的难题，推动中国真正向前走。

　　所以，这场询问，不能走一走过场，而应面向全体人大代表，面向全国人民，给出一个清晰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