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三公消费禁喝茅台”提案，惹恼了茅台酒厂。在新闻发布会上，茅台股份公司总经理反问：“三公消费禁止喝茅台?那么我请问你，三公消费应该喝什么酒?”该总经理继续说：“我们(贵州)省委书记也说过了，如果三公消费不喝茅台，那么你去喝拉菲吗?”多么理直气壮。官员们吃公务饭是必须喝酒的。这位总经理和省委书记说出了这个时代的惯例：无酒不成席。这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官场惯例?大约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进入新世纪以来，愈演愈烈。

　　说起来，倒也不是新鲜事。早就三千年前，中国就出现过一次让人吃惊的景象，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用“以酒为池，县肉为林”描述商纣王的“长夜之饮”。司马迁所描述的诸多现象，如今也并不罕见，其内在的逻辑，一言以蔽之，这个时代的基本精神是物质主义。人们相信，人的唯一真实的存在就是作为物质之肉体，精神是虚无飘渺的。因此，人生的唯一价值就是满足肉体感官之欲望，能满足这欲望的只有外在的物质。

　　这物质首先是声、色，它们直接对应于人的最本能的感官，其所带来的感官满足是最强烈的。所以，众多被揭露出来的贪官，几乎无不沉溺于声色。财则可以购买到这两者，所以，败坏的官员普遍爱财。这些败坏者也十分虚荣，他们希望别人仰慕自己，所以，他们喜欢建造宏大的宅第，喜欢奇异的玩物。

　　而所有这些物质满足过程都离不开酒的刺激。酒的基本功能是抑制精神的自主控制能力，而增加感官的敏感度，让人投入于追求感官满足的生命过程中。感官有这样一种性质：效用递减，敏感度会不断减低。而共同的享乐则可以增加满足程度。这就是太史公最后一段话的含义：酒将解除人本应有的羞耻感，而让一群人共同投入纯粹的感官满足中。这样的场景，在现代诸多酒场都可看到。

　　可以说，群体性纵酒，尤其是精英的群体性纵酒，是物质主义时代的典型标志，它折射出精英的贪婪、无耻与心态。精英的群体性纵酒一定伴随着其私人生活之混乱，疯狂聚敛财富，滥用权力和权威，傲慢而冷酷地对待普通民众，以及最重要的，对共同体秩序之不负责任。

　　正因为见证了商末纵酒所导致的失序，周武王声讨商纣王的一大罪责就是“淫酗肆虐”，周公在他的弟弟康叔被封到殷人居住区时，专门制作策命《酒诰》、《毋逸》，历数殷人纵酒所导致的严重伦理与政治后果，进而严禁周人在祭祀娱神之外饮酒。而在此相关论述中，周公再三提及“敬”。

　　纵酒是“逸”，也即放纵身体和心灵，“敬”则与“逸”截然相反，始终保持精神在一种严肃、紧张的状态，身体因此也获得条理。周公要求周人当敬于神，敬于身，敬于事，敬于他人。可以说，一切美德都是以敬为基础的。经过周初圣王之教诲，“敬”成为周人精神之基底。这一点被儒家所承继。经由儒家的教化，也成为中国人精神之基底。比如，程朱教人修身的功夫，也就是“主敬”而已。“敬”正是中国文明保持顽强生命力的精神根源。

　　因为敬，传统社会精英群体，也即儒家士君子，对于酒始终保持戒心。历史上，精英的群体性纵酒偶有出现，比如魏晋之际的所谓竹林七贤，或者明末西门庆式人物。但放到历史大视野中，这只是插曲而已，而这样的时代，总是乱世或者制造乱世。

　　不幸的是，到20世纪中期，这一精神传统中断了，人们逐渐不知道“敬”为何物。物质主义成为时代之主流精神，尽管其间发生过巨大的变化。这个物质主义把人化约为纯粹肉体的存在，于是，纵欲就成为上等生活的标志。酒就是这种物质主义生活的象征和催化剂，精英的群体性纵酒蔚然成为一种风气。酒类广告在各类媒体上占据显著位置，官场、商场上已经无酒不成席，普通民众似乎也把纵酒当做生活的荣耀。

　　精英群体性纵酒之后果，已经显而易见了。有识之士已经发出了结束这种荒诞现象的呼声。建立约束性制度，比如从财政预算上控制公务消费开支，当然是十分重要而且必要的。不过，与此制度建设同等重要的，还有时代精神之省思与改造，尤其是精英群体心灵之改造。而这种改造，只能通过回归的方式完成，那就是重温经典，重新找回塑造了中国人之特有精神气质的“敬”。有了这样的敬，精英的群体性纵酒之精神基础将不复存在，而所有美德也将获得一个稳固的基础。这一点是精英自救的唯一法门，也是中国社会完成秩序再造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