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具有高度的话题性：论者或因人口增长过快对资源、环境形成的压力惴惴不安，或因生育水平过低对劳动力供给、国家安全造成隐患而忧心忡忡。近年来，关于现行人口政策的讨论比较激烈。“两会”期间，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再度对生育政策提出建议。

　　应该说，在刘易斯拐点（编按：即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日益临近、人口老龄化浪潮袭来的前提下，争议人口政策的现实意义毋庸置疑。然而，人口问题并不是一个仅停留于统计学意义上的话题，它牵涉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以提高生育率、增加青少年人口数的方法来降低老年人在总人口比重的“兑水模式”能否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却值得商榷。与此同时，将高生育率等同于发展潜力与后劲的思维，未免失之简单。

　　诚然，在1999年，即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第18个年头，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人口达总人口10%）。同一进程，法国用了115年，英国用了80年，美国用了60年，日本用了3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率不可谓不快。而对“未富先老”的担忧更如一把利剑悬于头顶，从事劳动的年轻人口不断缩水，而退休待养的老年人口不断增加，物质财富由谁创造？经济发展如何维系？国家安全靠谁保障？问题很急切也很紧迫。

　　但不得不说，上述种种依然是基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的人口观，是与初级工业化相匹配的时代断想。不通过产业升级，而以人口无限量再生产的方式所堆积的增长，是否能维系长久发展，疑点颇多。

　　毕竟，无论人口如何增长，人口红利总有耗尽的那一天。不妨看看另一组数据：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工业化阶段，美国持续了110年，日本持续了80年，中国台湾持续了40年，新加坡持续了20年。在这个不断加速的数据链条上，我们又处于什么位置？显然，我们仍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起步阶段。在这个阶段，提高人口增长率与提高劳动生产率，哪个才是当务之急，不言自明。

　　靠人口红利维系增长，绝不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发展模式。依我国目前情况，最悲观的预测是，刘易斯拐点将于2013年到来，而彼时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已有14年。换言之，劳动力供给断档已经形成。如何应对？

　　即便即刻改变生育政策，短时间内人口增长率会提高，老年人在总人口的比例也会被冲淡，可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说，因改变生育政策而出生的人口至少要到2030年左右才能获得劳动能力与技能。在这近20年里，国家非但要应对固有的老龄人口赡养问题，还要应对新生的青少年抚养、教育课题。在养老金的筹措与保值已面临压力的情况下，怎样积累和分配青少年的教育资源，便会成为一件凭空生出的棘手事。而新增的人口势必摊薄了人均获得的食品、医疗、居住、就业等资源，由此引发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如前文所述，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统计学问题。退而言之，即便在人口统计学范畴内，人口数量也仅是其中一个参数，除此之外还有人口结构。人口结构对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丝毫不在人口数量之下。

　　以苏联为例，长期以来，苏联一直为人口危机所困扰，但困扰他们的原因是人口的持续下降。二战中，苏联损失军民达2000多万。战后为恢复人口，苏联政府推行了鼓励生育的政策。一时间，生了七胎八胎的“光荣妈妈”接连涌现，苏联在上世纪50年代也出现了一个生育和人口增长高峰。但这个趋势未能延续多久，上世纪60年代，苏联人口增长再次陷入停滞。

　　缘由何在？因为二战中苏联损失的主要是男性，人口性别比失调，“光荣妈妈”虽单产很高，但仍有许多育龄妇女找不到对应的男性配偶。时至今日，女多男少仍是俄罗斯的沉重话题。这个例子说明了在人口增加过程中，人口结构的重要作用。反观我国，据预测到2020年，适婚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北大教授李建新称“剩男是个大问题”，这不是戏言。不夸张地说，人口的性别比失调比人口抚养比（编按：指总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数与劳动年龄人数之比）失调，对国家人口安全的负面影响更大。

　　人口问题，归根结底是人口与资源的比例相适应的问题，而资源的核心指标是一个国家的耕地面积。说白了，就是一个国家的土地能否养活这个国家的人民。

　　值得注意的是，在探讨生育问题时，不少人会用印度来与我们作比较，譬如“印度人口达12亿，国土面积却不足300万平方公里，他们也没搞计划生育”云云。但这些人没有看到的是，印度可耕地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55%，有20多亿亩；而中国可耕地面积仅占国土总面积的10%左右，即18亿亩。印度人均耕地面积远超中国，是我们纵谈阔论时轻易忽略的问题。

　　拿印度说事，没有其他意指，只是想提醒人们：人口问题牵涉的因素很多，要慎之又慎，不可执其一端而不顾其他；人口增长率低，便以鼓励多生来应对，未必能解决问题，反而会生出新的不可预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