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题五 改革共识：改什么，怎么改

　　大多数人对“要加快改革”达成了共识，但是对“改什么”和“怎么改”，仍有争议。比如，虽然人人都在说改革，但每个人对改革的理解可能都不一样：国企领导嘴中的“国企改革”跟舆论期待的“国企改革”，其内涵肯定是不同的。这样的讨论，反映了当下社会对改革的认知：每个人都意识到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可对改什么、怎么改、选择怎样的路径和模式、达到怎样一个改革目标，存在着诸多不同意见。面对诸多困难，各种思想和观念激烈交锋，现实问题错综复杂，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需要形成怎样的改革共识?

　　对于现在的中国国情来说，已经进入发展新阶段，改革进入深水区，面临着大国崛起的烦恼。一方面，改革的阻力和困难已经远远大于邓小平时代;另一方面，人民的要求越来越多、越高。当前，面对诸多困难，各种思想和观念激烈交锋，现实问题错综复杂，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还需要加强改革的共识

　　选择发展道路的进程并不一帆风顺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夺取政权后，面临着最重要的三种道路选择：一是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二是走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三是走自己国家的发展道路。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希望能够走出一条有自己特点的国家发展道路，但后来还是选择了走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

　　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问题解决，邓小平第三次出山，中国面临着新的历史性转机。当时，中国又面临着最重要的三种道路选择：一是继续走老路，即坚持毛泽东晚年的政治路线，实行无产阶级政治下的继续革命;二是走斜路，即彻底西化，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三是走新路，即走自己国家的发展道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废弃了极“左”路线，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从而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选择和探索新的发展道路进程并不一帆风顺。“左”的东西经常冒出来吓唬人，甚至以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自居，以捍卫社会主义纯洁性为名义，乱扣各种“政治帽子”，打击、压制和整肃解放思想的干部和人们，干扰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国内国际风云变幻的年代，认为改革开放搞斜了的错误思潮甚嚣尘上，有些人把许多发展中的混乱和问题完全归罪于改革开放。在有些人眼里，只有退回到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年代，中国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面对如此混乱的思想，能不能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能不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就成为了需要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回答的重大问题。

　　20年前，邓小平到南方视察，以一个88岁老共产党员的身份回答了这些问题，回应了各种“左”的思想的挑战，坚决抵制和刹住了“左”的思潮泛滥，斩钉截铁地强调了“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这为中国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撑和政治环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破浪前进指明了方向。应当说，正是从那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和声音才逐渐强大起来，并经过全党的讨论，载入了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大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中，得到了全党和人民的拥护。正因如此，我们说，在小平思想指引下，党和人民开启了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道路。

　　中国经济转型的经验比俄罗斯更好

　　上世纪90年代初是社会主义的多事之秋。最早是柏林墙倒塌，接着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垮台。与此同时，前苏联解体、改旗易帜。面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一些人总结“苏东巨变”的教训，认为是改革开放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垮台。他们甚至还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外再搞一个“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

　　面对各种压力，小平在南方视察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发展是硬道理，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可以和社会主义结合;要坚持共同富裕的理念，努力缩小贫富差距，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小平的思想对当今中国发展前行仍然有巨大的指导意义。从后来的实践看，中国在经济社会转型问题上打破了“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独有、独享的神话，也打破了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僵化逻辑。正是因为有了“社会主义”与似乎是资本主义独有的“市场经济”的结合，才有今天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才有今天的综合国力的大幅跃升，才有了党的领导权的巩固和加强。正因如此，我们说，小平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规划了战略方向和基本路线图。

　　这个战略方向和基本路线图再具体展开，有如下主要方面：一是通过坚定的渐进式改革引入市场机制，“摸着石头过河”，形成试错和纠错的机制以减弱风险，做到小步快走不停顿，形成市场和开放覆盖全社会的运行机制。对私有化不迷信，不采用“休克疗法”，不搞一次到位的全面私有化。而是通过强化市场对要素的配置和激励，逐步破除计划体制的弊端，形成前所未有的分散决策网络和竞争机制，在经济增长中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二是在不断发展中坚持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价值观来约束完全自由放任市场机制的负面作用，努力发挥政府和社会的调控功效，追求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在保持强有力的政治控制系统和社会公平的基础上推进改革开放，使利益关系调整约束在社会和公众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增强社会适应弹性。

　　三是在实践中创造性地推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各自的比较优势，探索市场经济提升竞争绩效与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双赢机制，发挥1+1>2的组合效应。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发展完善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而发展完善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又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最终实现两者的和谐统一。这就使得整个改革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找到了支撑点，解决了前苏东国家没能解决的难题。

　　从中俄两个大国经济转型比较看，中国的经验更好。首先，政治秩序转换的方式不同。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两种不同的转型方式，使其区别开来的最显著的现象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全都出现了政权更替，共产党普遍失去了执政地位，一夜之间引入“真空”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被抛弃，一些国家先后解体，出现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动乱，有的国家还爆发了战争;而中国坚持了社会主义原则，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则没有出现这种严重的秩序混乱。

　　其次，两国政策的设计约束侧重不同。克里姆林宫的“休克疗法”，大面积的私有化，宏观政策和法律体系的不到位，加剧了俄罗斯的腐败和混乱，加剧了政治斗争和贫富差距，使得经济大幅衰退，金融寡头“盗窃”国有资产，国家出现“空壳化”。中国市场化改革，是逐项的、部分的、增量的改革，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创造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之路。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当前需要哪些改革共识

　　对于现在的中国国情来说，已经进入发展新阶段，改革进入深水区，面临着大国崛起的烦恼。一方面，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各种矛盾开始显现，经济利益差别明显，社会问题错综复杂，社会群体对改革心态和意愿出现分化，改革的阻力和困难已经远远大于邓小平时代。另一方面，在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条件下，国家的管理、政策和规划的协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要求越来越多、越高。当前，面对诸多困难，各种思想和观念激烈交锋，现实问题错综复杂，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还需要加强改革的共识。

　　一是到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社会建设为中心?到底如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小平讲“一百年不动摇”，我们必须长期一以贯之地坚持。近年来党和政府加强了社会建设，有些人对此产生了误解。似乎强调以人为本，讲社会公平和谐，注重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让人民群众分享发展成果，就不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应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有些人将效率与公平关系对立起来，甚至认为“切蛋糕”应该优先于“做蛋糕”，不顾我国现实国情，提出一些超越发展阶段的主张，甚至有民粹主义的倾向。还有些党政领导干部片面强调本地区自身特殊性，追求GDP增长的短期政绩和表面繁荣，忽视民生和两型社会建设，甚至不惜牺牲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

　　二是到底是强化政府控制还是注重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如何走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改革初期政府有必要发挥主导作用，到了现在，这种政府主导型模式的使命已经完成，我们应该摆脱特殊利益团体的掣肘，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推进市场改革。但有的人把政府职能与市场作用相对立，强调人为干预而轻视深化市场化改革。似乎讲发挥政府作用，就只是政府主导市场，政府控制资源和强化审批，不重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忽视市场机制在实现科学发展中的基本决定作用。有的人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简单归结为政府主导市场的成功，甚至认为这就是“中国模式”。这些年，资源和要素价格改革的推进乏力，行政性垄断和资源性垄断改革缓慢，社会热议的“国进民退”问题等，都与这些认识有关。由于改革进入利益协调和博弈时代，特殊利益团体既不愿意退回到改革开放前，也不愿意改革的继续深化，以维持自身的既得利益。吴敬琏批评的“权贵私有化”问题有重要的警示作用。权力缺乏制约而导致的社会腐败问题、利益分配滞后带来的分配不公问题引发了社会不满，如果不走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这种态势就会对国家前途和未来构成严重威胁。

　　三是坚持改革还是退回到计划经济年代?发展市场经济和建设民主政治的方向有无错?有些党员、干部对经济体制、行政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等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的迫切性认识不足，甚至把政治体制改革和公民社会建设视为禁区，认为执政党推进改革就是作出让步，会怂恿民众提出进一步改革的要求，很容易像滚雪球似地形成不利于执政党的领导和现代化建设的革命运动。还有些党员、干部将我国现阶段出现的一些新矛盾、新问题归咎于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对贫富差距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进而怀疑改革方向，对毛泽东时代的“一大二公”无限怀恋。理论界还发生了“民主是好东西”还是“民主是坏东西”的激烈争论，甚至还出现了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评功摆好的荒谬言论。正因如此，有些党员、干部对改革攻坚缺乏信心，担心改革被锁定。

　　四是到底如何形成新的改革共识?如何唤起民众改革意识，聚集改革新动力?寻求改革新共识，聚集改革新动力，是有效破解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的关键。由于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受到短期外部和内部环境的影响而出现思路分歧，加之经济体制、行政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等方面的方案和实施机制设计不完善，统筹协调综合配套不到位，改革动力明显不足，改革措施难以落地，收入分配、行业垄断、财税改革、金融资源调整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缓慢。

　　面对日益紧迫的“发展以后的问题”，面对“四大危险”与“四大考验”，党和政府所承担的领导责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繁重。争取战略机遇期，实现改革攻坚，需要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和顶层推进，做好各项改革的协调工作：一是建立科学规范的决策和推进机制。二是建立改革的综合配套和协调机制。三是使改革沿着规范化、法治化轨道发展。四是把好的地方改革经验上升为国家政策。为更好地推进改革，必须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一是克服部门利益对改革的影响。二是克服地方利益对改革的影响。三是克服行业利益对改革的影响。

　　争取战略机遇期，实现改革攻坚，需要更加注重统筹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与冲突，重点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其中，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依靠发展、改革和调节等多方面的手段，来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所面临的问题。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