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沪深两大证券交易所先后出台治炒新的猛药：停牌。交易所给出的理由是保护中小投资者，舆论则一片哗然。笔者的同事在“两会”现场就此向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提问，郭树清说，“我们希望是暂时性和过渡性的措施。”

　　炒新确实是中国股市的一大痼疾。笔者此前分析过，炒新有其渊源，演变至今，其实质是大股东和限售股东在解禁期内有维护股价的动机，游资利用这一点，快进快出，在小非还来不及减持之际，炒出获利空间后抢先撤退。部分散户就此以为其中存在赚快钱的机会，参与这场火中取栗的游戏。

　　在这种博弈背景下，交易所的停牌猛药，难免显得治标不治本。新规实施以来，新股上市以后几个交易日的表现，即是明证：炒新没有停止，只是被拉长了。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交易所的权限有多大，凭什么动辄出台停牌之类具有强烈行政化色彩的规定？

　　香港电影中的赌片题材里，经常会出现的一句台词是：赌场打开门做生意，没理由不让别人来玩。交易所不是赌场，道理则一。其本质功能是为证券买卖双方提供集中交易场所，市场管理的根本职责就是保证交易的公平、公开与公正。你买我卖的市场行为，只要不被认定为违规，就不该受限。

　　欧美的证券交易所也承担部分监管职能，但因不是行政监管部门，其监管行为一般被称为自律监管。至于纽交所、港交所等，自身都是上市公司，行为就更市场化了。

　　在中国内地，由于证券交易所也归证监会管，行业内外都把交易所的监管行为和证监会等同起来，但其实不是一回事。

　　内地一位证券交易所人士告诉笔者：“境外交易所的权力没有我们大，他们都羡慕我们，证监会一声令下，交易所一起出动，效率比境外更高。”他认为，这是中国式监管的优势。

　　但细究起来，境内交易所的监管行为，像停牌、停账户之类，有很大的法律风险。既不是行政执法机构，自律只能对会员和上市公司，对投资者无权限制交易，否则对方可以起诉交易所。

　　进而言之，境内的证券交易所，从治理结构而言，本都属于会员制的自律组织，却日益成为一个官僚化机构。其高管由证监会任免，理事会形同虚设，会员大会沦为“橡皮图章”。

　　另一方面，各大交易所又占尽了市场的便宜。它们不但权力比国外交易所大，日子也比国外交易所滋润。近年来，境外交易所一边忙着扩张合并，满世界争夺优质上市资源；一边忙着与投资者及发行人建立更深入的联系，甚至开始涉足部分投行业务，可谓殚精竭虑。

　　相形之下，中国内地一些主要交易所每年坐享数十亿交易费收入。日前公布的上海2011年纳税百强名单中，当地几家交易所均名列其中，与银行、汽车公司、电信公司并肩。

　　交易所权力的边界在哪里，其行政监管与市场利益“左右逢源”的做法能否受到制约？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