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菏泽市委书记赵润田表示，当前贪污腐败多，群众意见较大，不从体制机制和法律层面找原因，是绝对不行的。可现在的问题是，大量贪污腐败行为没有发现、没有处理；而被抓住的也处理得不到位，“如果贪污50万元就处以死刑，就没人敢贪污了。现在对贪污处罚较轻，这对一个人可能是人性关怀，但等于纵容更多人走这条路，违反了基本的人性。”（3月13日《新京报》）

　　贪污50万就判死刑，是不是就没人敢贪了，这个可能并不好说。如果确如赵润田代表所说，“大量贪腐行为没有发现、没有处理”，被发现和处理的几率几乎和中大奖差不多，那么铤而走险者必大有人在。

　　然而贪多少才能判死刑，确是个问题。改革开放以前，贪污一旦过万，基本没希望；这些年通货膨胀了，量刑的标准当然要水涨船高，然而司法量刑上的“通货膨胀”远远高出金融领域中的通货膨胀，大有“上不封顶”的趋势——前些年贪百万不死，人们难以接受，而现在千万、上亿、数亿，都可以不死，人们却越来越觉得平常。

　　“贪官不死”，大家可以淡定视之，然而，不管是赵润田代表所说的“贪污腐败多”，还是民间舆论戏称的“前腐后继”的问题，除了贪官，恐怕谁都淡定不了。那么，“贪多少判死刑”，就是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理论上说，铲除腐败的治本之策在于预防的有效。然而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防腐方面依然任重而道远。那么，以严厉的惩治震慑贪腐犯罪，便十分必要，且不可替代。犯罪心理学认为，犯罪的实施者通常要计算犯罪的成本，犯罪成本越高的罪种，发案率越低，所以死刑犯数额大都小于其他罪犯——人人都知道生命的价值，所以尽可能避免往绝路上走。如果真的是“贪污50万就判死刑”，那些官员伸手的时候肯定要好好掂量掂量了。当然不敢保证，就没人敢贪污了，只是贪归贪，但如果是拿自己的命做赌注，那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以目前的法制形态而言，“贪多少判死刑”这个问题不大可能会有具体答案。然而，贪污受贿上亿仍可不死之类的“上不封顶”式量刑标准不足以震慑后来者，确实是个问题。“50万”，当然只是一个假设的标准，但50万也好，100万也罢，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上没有一种看得见的标准，就如赵润田代表所说，“是绝对不行的”——贪污腐败行为将难以遏制，而前腐后继者必将趋之若鹜，最终必是反腐公信每况愈下。

　　本次人大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突出强调要严厉惩治腐败分子，可谓言之铮铮，而民众更期待的还是行动，比如该判死刑的必须判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