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开就要坦诚、真诚，绝不能遮遮掩掩、患得患失”。3月12日，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高院院长郑鄂在广东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发言表示，依法能公开的一律公开，公开是防止法官出问题最好的“防腐剂”，也是保护法官最好的“防护剂”，并现场拜托媒体延伸、扩大、传播法院的司法公开。

　　据郑鄂代表透露，广东省法院去年委托“第三方机构”做了一次法院工作群众满意度调查，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即在所调查的三类人中，当事人、律师等对法院工作较为了解的群体对法院的满意度较高，一般群众则满意度较低。对这一“奇特现象”的解读与原因剖析，大可以见仁见智，但其中必然关涉到司法公开的程度问题。而事实上，“满意度”这一指标，本就应当立足于充分了解与沟通，而在司法机构与社会公众之间，由于信息掌握的不对等，使得这种双向沟通更多地依赖于司法机构的单方主动。在二者之间，媒体不仅充当了传递信息的桥梁作用，而且越发显现出对司法公开的促进力与推动力。

　　自我公开与自我监督固然不可或缺，但归因于自律的内在约束，毕竟还是需要包括媒体在内的诸种社会外力的协助。如何实现几者的合力，则是目前亟待求取共识之所在。“司法公开绝不能遮遮掩掩、患得患失”，这本身已经涉及到一层“换个角度来看”的思考路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有差别。实际上，即便是“一般群众满意度较低”这一看起来负面的评价，亦不失为对司法更公开的一种推动力。

　　“依法能公开的一律公开”，这不仅应当成为司法机构自我要求的律条，更应被视为对社会公众的郑重承诺。但对于能还是不能的判断问题，却依然需要更细致严苛的制度约束。2012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治蓝皮书(2012)》发布，首次就司法透明度、规范性文件透明度、环境信息透明度以及行政审批透明度等发布报告，其反馈出的数据所指向的司法公开现状，显然并不那么如意。而在2009年底，最高人民法院曾出台《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其中对包括立案、庭审、执行、听证、文书等多个方面予以明示。这一规定首先重申的，是司法公开的一个关键指标，那就是公开的全程性。司法公开不仅是庭审公开一个阶段，包括司法文书、判决执行在内的所有法律环节，都天然被包含于必须公开的范畴。

　　“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人类对于法律的信仰，当然是对通过司法求取正义的追求，但同时，能否全程见证正义得到实现，其重要性不亚于结果公正本身。更何况，从这份旨在推动司法公开的文件中，亦能看到不少“可以型”要求，将多个公开事项的决定权交由各级法院灵活把握，是“应当”还是“可以”，对于法律界人士而言，显然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司法公开的坦诚度，无疑是有待大力度加强的方面，而且需要不留后路的制度设计。堵死包括“座位有限”在内的诸多选择性公开念头，让公开成为刚性的司法指标。

　　事实上，公开透明的“防腐剂”属性，不仅适用于法官，而且对公权力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公开不是为难，而是保护，它是保护含法官在内诸多权力人群的最好“防护剂”。对这一观点的认知，决定了司法对媒体旧有芥蒂的纾解程度。包括媒体在内的诸项社会监督，于司法机构而言，或有一时的不适，却能换得更长久的保障。

　　司法与传媒的话题，在诸多个案的接力下被不断讨论，需要明确的是，一个逐渐趋向健康发展与良性运转的现代社会，司法与媒体作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都应愈发显现出各自的重要性。司法越来越被倚重，媒体越来越活跃，都是社会肌理生长的关键指标。而司法与媒体，尤其是司法公开与舆论监督之间，首先需要做好的便是各守本职，忠实履行自身的社会职责——— 司法朝着公开与公正的方向努力，媒体不忘监督的天职。在此前提之下，各方合力的形成便一定值得给予最大诚意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