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视“走基层”报道了一则关于农村外出精英返乡，带领家乡人民致富的事：吉林省延边军分区原副司令员金文元，退休后原可以在城市安度晚年，但他选择回乡务农，并通过积极联络农业专家、乡村规划学者为乡村提供帮助等一系列作为，八年间带领乡亲将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变成了当地有名的致富示范村。

　　人们很容易由此事联想起以往的乡绅社会，进而设想，回归“精英返乡”模式，或是目前乡村发展的可探索的一种途径。

　　我却认为，对当前一些地方出现的精英返乡现象，不能寄予过多幻想，因这种做法还难以形成乡村发展的一种稳定模式。甚至恰相反，社会对精英返乡带动农村发展的期待，暴露出当前农村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深层次困境。

　　在现代化未启动的传统中国社会，皇权不下县，基层社会依靠乡绅力量实现高度自治。乡绅是当时的乡村精英，他们在乡村公共设施建设、民间纠纷调解、扶贫济困等等领域发挥着关键性角色，弥补了国家正式权力的不足。与之相比，在城市化背景以及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大量资源和就业机会聚集在城市，农村社会的精英人才往往通过升学、就业等渠道外流到城市。

　　整体而言，脱离乡村的精英除了过节时回乡看望下自己仍留守在乡下的父母和亲朋之外，他们与乡村本身已经无太强的制度性联系，家乡只是他们乡愁情绪的寄托对象。

　　在近年的农村调研中，我曾多次遇到外出精英返乡的案例。如果依据返乡的目的，精英返乡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基于经济目的的返乡和基于文化目的的返乡，二者往往分布在不同资源类型和经济发展程度的村庄。

　　在沿海发达地区以及资源密集型的乡村，精英返乡更多基于经济的目的，当地大量资源的存在是吸引外来资本到来的重要原因。尤其在林地资源上，本地的外出精英依托自己在外积累下的雄厚资本大面积承包山林，已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虽然这种精英的返乡活动会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但从根本上看，由于他们不可能在乡村长期生活，乡村社会经济的暂时发展是以大量资源和财富外流为代价的。

　　由于农民合作能力欠缺，相应组织缺位，个体农民缺少在市场经济中盈利以及盘活现有农村资源的能力，只能将致富希望寄托在这些经济精英身上。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返乡精英不可能摆脱经济考量。在这个意义上，精英基于经济目的返乡，与其说是在为家乡谋利，不如说是资本下乡的一部分，是一种理性的经济活动。如果对精英返乡的目的不加以区分，而只一味地呼吁精英返乡，只会加剧乡村社会成为城市社会的经济附庸。

　　与之相比，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农村地区，精英返乡更多是基于公益目的，返乡精英是真要为家乡人民谋福祉，央视报道的就是这样的例子。对于返乡者而言，自己能为家乡做些事情是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显然，这种基于公益目的的返乡更能赢得乡民尊重。

　　然而，这种返乡的作用只能在微观上显现，在宏观上难以奏效。由于资源相对匮乏，外来资本几乎很难到来，返乡精英帮助家乡人民向国家争取资源，是这类农村地区对精英人物的首要期待。

　　而在当前的政策背景下，县市两级掌握了国家下拨的支持三农发展的专项资金。由于数量有限，这种专项资金不能全面铺开，而只能在试点乡镇和村庄集中投资，以为下一步改革提供经验。撇开上级部门本身的意图，在下属乡镇和村庄中，究竟谁能够获得资金支持，往往取决于乡村领导人“跑项目”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本村出去的“大人物”打个招呼或者其存在本身就至关重要。在我长期蹲点调研的湖北某镇，为争取成为国家某示范基地，镇党委和镇政府要求村干部彻底摸清各个村的社会关系，以寻求在外工作人员的帮助。

　　因此，对乡村在外精英期待的根本目的，是要增强本地区获得国家资源的竞争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期待彰显的是这样一种局面：现有乡村两级组织和体制安排无法通过常规性手段来解决乡村发展中的资源匮乏问题，以致需要一个“大人物”来特事特办，解决发展困境。但在资源总量一定的背景下，有“大人物”帮助的乡村得到了资金支持，这也意味着缺少这种社会资本的乡村则与资金支持无缘。

　　对于某个乡村而言，有无“大人物”的支持至关重要，但对于社会整体而言，受影响的只是资源在不同地区的分配，资源总量没有增加。面对不断有致富机会和国家投资的乡村，周围更多乡村的村民只能抱怨。

　　将乡村的发展希望寄托在精英人物出现这一偶然因素上，显然遮蔽了当前农村发展的体制性弊端与问题。在乡村社会利益分化，改革进入胶着状态的背景下，我们更应着力于思考如何培养农民社会的合作能力，如何实现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毕竟，乡村社会的发展不能依托道德力量和偶然性因素来实现，而需要一种稳定的、能够普遍加以应用和推广的制度模式。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