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主席胡彪提出，“农业界别107名委员，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农民。”(3月10日《中国青年报》)

　　我国有9亿农民，全国有2275名政协委员，居然没有一位是真正的农民，实在匪夷所思。

　　据说，人民政协会徽上有四面旗帜，第二面红旗象征着农民。1949年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时，就有农民代表出席会议。1954年，第二届全国政协召开时，就为农民设置了“农民界”，并一直延续到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1983年，第六届全国政协会议开始，农民界改成了农林界。1998年第九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又改成了农业界别。但后来的实际是这个界别中都是专家学者或党政干部了，缺少了农业的主体―――农民。

　　我国的民主包括人大的选举民主和政协的协商民主。在选举民主中，农民的代表权只是城市的一半，这个不合理做法已经纠正了。而在协商民主中干脆把农民排斥在外。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把9亿农民的代表排斥在政协之外，这个协商民主也就打掉了大半的折扣。于是，只能靠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来代表农民说话，这当然是一个渠道，但是，农民不是哑巴，他们为什么不能直接说话？

　　关于在全国政协中增加农民委员，我们已经听到不止一次的呼吁了。这一次，除了湖南省政协主席胡彪，农业界别的委员、郑州市政协副主席舒安娜也说，全国政协农业界别现有68名委员，没有一个农民，觉得这不合理，今年两会开幕之前，也向全国政协会议提案，建议增设农民界别。更早一点，在2003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黄璜、方志远在农业组讨论时呼吁，全国九亿农民，才有一名农民政协委员，实在太少，应该增加。遗憾的是，呼吁的结果是，反而由“九亿农民，一位委员”变成了“零”。

　　政协委员为什么没有农民？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农民界别”；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农业界别”中，各党派、团体、各个单位和各个方面酝酿、推荐、提名、协商时，农民并不属于党派、团体、单位，也就无法被推荐了。如果专门设置一个“农民界别”，再规定好“农民”的定义，处于弱势的农民席位就不会被别人争取了。这应该不是什么问题。文艺界就能搞149个委员，唱个歌、说个相声都能当政协委员，9亿农民岂能“光头”？即使是精英政治，也需要草根陪衬一下呀。九亿农民，其中应该也能出几个“精英”，不乏具有参政议政水平的人啊。

　　当然，在全国政协增加农民委员的席位之后，各级政协也应该上行下效，不能继续把农民排斥在大门之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