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日下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会议后，卫生部部长陈竺接受了记者采访，他表示，卫生部已开始开展研究PM2.5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此外，他建议调高烟草税，降低烟民数量，将健康城市的概念充实到卫生城市的内涵中。(3月10日《京华时报》)

　　卫生部陈部长的这个建议，完美的几乎无懈可击，因为，这是一个称得上“利国利民”的计策。调高烟草税是为了降低烟民数量，此谓利民;烟民数量降低了，但烟草税调高了，国家税收不受影响，此谓利国。一项涉及到健康城市概念的举措，能获得如此“双赢”的效果，堪称一举两得。所以，陈部长认为，“中低档烟的调税势在必行，我相信人民群众会支持的”。

　　然而，世上真的有这样的好事么?政府在推行一项政策时，不但不花钱而且还可能多赚钱，就不怕“不明真相的群众”将其视为敛财?当烟草还属于合法商品时，当吸烟还没有构成违法的社会环境下，如果调高中低档烟草的税费，也即在调高中低档消费品的税费，影响的是绝大部分中低档消费者的生活水平。如果把3.5亿烟民纳入人民群众，他们会支持么?而任何一种商品的涨价，在当前这个通货膨胀的市场上，都会触痛消费者的神经。

　　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工信部部长苗圩说的实在：控烟的难度很大。难度来自全社会对烟草的需求，有3.5亿烟民。控烟和禁毒是两个不同的方法。

　　3.5亿烟民对烟草的需求，不但数量庞大，而且这种需求是心理和生理对烟草的依赖。这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生活消费品，而是一种不能轻易摆脱的不良嗜好。如果用提高烟草价格来限制烟民的消费，除了加重吸烟者的生活负担，或逼使他们减低消费的档次外，几乎没有实际的意义。笔者听说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烟草供应不足，不少烟民用丝瓜叶或茶叶解瘾。可见要降低烟民数量，依靠经济杠杆调整市场供应是不可能的。人们在获取一种带有“瘾性”的需求时，很可能会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毒品就是最好的例子。

　　作为卫生部官员，应该从健康卫生的理念上加强保健和珍惜生命的宣传。因为烟民都有一种侥幸心理，就如前日农业部官员说的“喝几年才致癌”一样，也抱着“抽多少才致癌”的无所谓态度。卫生部的职能就是用科学依据教育和宣传吸烟的危害，用大量的病例说明吸烟的严重后果。而不能像一个税务局长，先考虑“烟民少了对国家财税没有大影响”，也不能像一个经济学家，研究商品价格对消费人群的影响。卫生部官员扛起了经济杠杆，不说职能错位，至少也是对本职工作的回避和推诿。而且，本该和市场价格无涉的卫生部官员，触及公众敏感的商品价格问题，纵然这样的建议尽善尽美，还是难免引起公众的误解和抵触，容易混淆经济利益和社会意义的界限。卫生部官员也是政府官员嘛。

　　笔者觉得，调高中低档烟草的税费，以此提高中低档烟草的价格，根本无法降低烟民数量。相对来说，中低档烟草的消费者，其生活质量和健康理念都比较低下，提高烟草价格的直接后果，必然是迫使他们降低消费档次，或为了满足烟瘾，降低其他生活消费水平。还可能导致黑市廉价假烟的泛滥。那么，是不是说降低烟民数量无计可施?不是的!积极的方式是，提高全民的健康意识，把珍惜生命落实到日常的生活习惯中。在制度上要扩大禁烟的场所和范围，营造以吸烟为耻的社交氛围，组织吸烟有害健康的科普教育。这是需要全社会努力的。如果只是提高烟草的价格，在目前的烟民意识和社交方式中，同时也抬高了烟草和烟民的身价，怎么可能降低烟民的数量?其中得益的可能只是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