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些地方乱设机构，乱定级别，领导职数和公务员人数超标”，“4年前全国公务员是600万人，现在已经增加到1000万人，一年多100万人”，“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在全国两会浙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大发感慨，并建议制定《编制法》，制止“官满为患”。（3月11日《都市快报》）

　　我由衷地感谢高官刘锡荣为民代言！他的这些锋芒毕露的诤言激语，若是从平民百姓嘴里冒出来，定然要被视为“仇官”惑词，说不准就惹来了什么麻烦。

　　还是刘锡荣代表说的一针见血：现在有些地方乱设机构，乱定级别，领导职数和公务员人数超标，“这两乱两超给买官卖官留下无尽空间。”我以为，“两乱两超”使权力者得到的“实惠”和“利益”太多太多，利于亲属友好就业安置，利于安插亲信扩大势力，买卖编制和买官卖官属最恶劣的一种行为。不过，“红包换编制”和“花钱买官帽”，已经成了一些地方的“潜规则”，大凡通过“两乱两超”进机关事业单位的，除权力者相中中的主动安排的，十之八九都是要敬奉真金白银的。“两乱两超给买官卖官留下无尽空间”，这是一位高级纪检干部查处腐败案件的经验之谈。“两乱两超”现象，总是与权力者的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难解难分或曰密切关联的。如若不信，肯定一查一个准，当然要真查实查，而不能敷衍了事地查。

　　上世纪90年代末，官方媒体曾以《九岁吃“皇粮”十岁穿“官服”》为题报道宁夏同心县破坏编制的严重情况，33万人口养活1.1万干部，超编多达2800多人，其中不乏“娃娃干部”、“书包干部”、“学龄前儿童干部。骤然间，这个贫困县闻名遐迩。十多年过去了，“同心县现象”非但没有起到警示作用，反而在许多地方被反复复制。编制在忽悠和吓唬老百姓的时候，被说成是“金科玉律”的“天条”，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然而，到了权力者那里，就虚无缥缈、行同虚设了。只要权力者有所手谕、口谕甚至示意或默许，什么“编制”、“职数”尽皆不存在，什么条件、资格、考试、考察、考核和征求民意一概全免。这方面的丑闻，近年来，媒体时有披露，不胜枚举，只要你上网一搜，无奇不有，无丑不有，无恶不有，保你应接不暇，难以卒读。一个打工妹、一个女服务员、一个女主播，因为权力者满意了，一夜之间便可以成为官家人，既而平步青云成为科官、处官、厅官；有的地方官帽买卖几近明码标价，钱款一付，即宣布任命；至于官员子女亲属定编进人或进编吃“空饷”，更是司空见惯的事。今年新年伊始，山西静乐县委书记杨存虎可是给“编制”放了个“开门炮”——他通过特权，将女儿王烨带编弄进省疾控中心吃空饷5年，不仅边读大学边领官俸，还报销学费2万元（1月16日《人民日报》）。

　　而那些法力不济，没本事让“编制”的“魔绳”隐形的小权力者，干脆把“编制”当作无所谓，我不要你什么编制，反正我有“小金库”开工资，我想找谁就找谁，想找多少就找多少——好你个“编制”，本官不稀罕你，你滚吧！《人民日报》曾报道，安徽灵璧县环保局人满为患，编制21人，实有94人，超编73人，工资全在征收的排污费中列支，排污费不够“吃饭”的。灵璧县环保局的情况，可谓是我国县乡编制乱象的代表和缩影。因为职业方便，我前不久去过多个地方采访，所到之处概不如此，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有个县的一个政府部门，正式编制38人，却违规从企业和社会上私招乱雇120人，甚至违规增设2个机构，还把下属事业单位多名职工借用在行政执法岗位，并一一封赐“官衔”，支掌执法大权。这不仅乱了“编制”，更乱了“法制”，实乃荒唐上面加荒唐。

　　针对编制乱象和“官满为患”，刘锡荣建议制定《编制法》。我当然拥护这个建议。不过，我认为，我国编制乱象和“官满为患”，并不是因为编制上无章可循、无规约束造成的。在机构编制问题上，中央一直强调“严格控制”，除了有《公务员法》约束、国务院专门的《条例》，还一系列“红头文件”……结果怎么样，一概不顶用，“两乱两超”现象该怎么猖獗还怎么猖獗。事实证明，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没有规矩制约，而在于违规处罚乏力，失之于软。这么多年来，编制“两乱两超”现象如此严重，居然没听说过有哪个领导干部因此被真正严肃处理的。什么叫真正严肃处理，按党纪政纪来说，莫过于“双开”，从来没有一个被“双开”，除非涉及买官卖官或其他经济犯罪。“静乐县委书记女儿五年吃空饷10万元”事件影响何其恶劣，县委书记杨存虎结果只给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多么轻松惬意啊！事情败露，风险小小的，如若瞒哄过去了，获益可是大大的，谁何乐而不为？要想严肃“编制”，切实整饬“两乱两超”现象，必须让“编制”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谁碰谁完蛋，而不能继续让其沦为权力者的“魔绳”，随心所欲地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