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兼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近日向媒体表示，目前我国有多少“裸官”，“恐怕这个统计数字现在还拿不出来”。今年全国政协会议开幕时，马馼透露，此前已进行两次官员重大事项的报告，关于“裸官”问题，官员们在第二次申报中都已经非常认真对待了，也有了详细的汇总，但公开汇总的情况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裸官”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指那些配偶或子女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今年全国两会上，作为一个社会热点话题，“裸官”自然也引起了代表委员的热议。一名政协委员认为，既然法律对官员的配偶子女出国没有禁止性规定，那么对“裸官”就不能戴有色眼镜，不能认为“裸官”都有问题。另有代表委员认为，虽然不能说“裸官”都有问题，但“裸官”中的问题官员已不在少数，不能不引起警惕——如陕西省原政协副主席庞家钰，其妻儿早已移民加拿大，自己一人在国内敛财更加肆无忌惮；又如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长周金伙、浙江温州市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两人都是先把老婆孩子送到国外定居，自己在国内捞够了钱再潜逃出国。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表示，随着开放程度的深入，一些官员的家属在国外生活，是开放势必要带来的情况，但官员要自律、自省、自警，“如果他的妻子和孩子都在国外的话，这个对他行使职权是不利的，群众对这种现象也是不满意的。我们党对这种情况已经做了一些约束性的规定。”他的意见客观而中肯，获得了很多代表委员的赞同。

　　各媒体在报道代表委员热议“裸官”时，都引用了上个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裸官”监管调研报告》。这份报告中的几组调查数据，凸显了人们对“裸官”的一些认知特点。其一，38.9%的受调查公职人员认同配偶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留权，认同这一做法的公众占比为34.2%。公职人员对“裸官”的认同高于公众，说明公职人员或者与“裸官”的距离更近，或者对“裸官”有更切近的感受，所以对“裸官”的认同度更高。其二，在受调查的公职人员中，职务和地位越高的人，对“裸官”的认同度也越高（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科级人员认为其子女可以拥有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的比例，分别为53.3%、53.4%、51.7%、49.6%）。其三，在公职人员之外，公众对“裸官”的态度，与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有关，学历越高，对“裸官”的认同度越低。尽管公众对“裸官”的警惕高于公职人员，公众中学历高者对“裸官”的警惕高于低学历者，但总体上看，公众和公职人员对“裸官”现象的认识都是不够的，“裸官”已成为加强干部管理和推进反腐倡廉必须严肃对待的重大课题。

　　公职人员是国家公权力的执掌者，对捍卫国家利益、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负有不可替代的重要责任。在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法律都明文规定，公职人员不得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住权，因为公职人员与斯土斯民同呼吸同命运，是最自然的政治伦理和最基本的政治道德。一般情况下，法律虽然不对公职人员的配偶、子女作此限制，但配偶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有着最亲近的关联，如果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只留下公职人员在国内做“裸官”，其对斯土斯民的政治忠诚多少都会受到影响。这样说并非是对“裸官”进行有罪推定，而是因为他们身为公职人员，法律需要对他们的个人权利进行必要的限制，社会也需要对他们的政治忠诚施加更高的要求。

　　当前，亟须大力完善并严格执行有关党纪政纪和法律法规，加强公职人员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的审查制度，适时将公职人员个人事项报告制度升级为个人事项公开制度，将公职人员配偶子女出国（境）的事由及费用的数额、来源、用途等公开晾晒，以财产公开和约束性规定（如广东省规定“裸官”原则上不得担任正职）形成对“裸官”的双重约束，推动公职人员政治忠诚度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