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副部长黄明在3月10日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第二场提案办理协商会上介绍，公安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形成了全国居住证管理办法(草案)，目前正在抓紧征求各方面意见，力争尽快呈报国务院审议，为农民工逐步享有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创造条件，逐步为农民工在城市有序落户打通政策通道。(3月10日新华社)

　　实际上，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内容之一，全国好多地方的暂住证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代之以居住证制度。从“暂住”到“居住”虽只一字之差，但是承载了农民工的家园梦想。继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布《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之后，又传来全国范围内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将写入法规的消息。这既是对部分地方实行居住证制度的肯定与推广，也是对公民权利的尊重。

　　与过去的暂住证的治安功能相比，居住证为解决农民工基本服务和权益保障问题提供了有效平台。居住证代替暂住证，体现出政府对农民工权利的重视，具有进步意义。但是，笔者注意到，对居住证制度，有人叫好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瓶装旧酒”的质疑。从暂住证到居住证，到底能给农民工带来多少红利呢？

　　从一些地方居住证制度的实施情况来看，居住证除了管理更加人性化，方便城市管理农民工以外，对农民工真正关心的就业、教育、住房、养老、公共服务等核心权利的规定相对粗糙。而且居住证的具体待遇由居住地政府根据法律、法规，结合本地实际规定，不确定因素颇多。因此，居住证到底好在哪里，还有待观察与验证。

　　其实，居住证也好，暂住证也罢，只是政府管理农民工的一种形式而已，居住证取代暂住证形式很温馨，但并非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应该在于城市是否给农民工平等赋权，农民工与当地居民能否共享发展与改革的成果。

　　农民工不就是打工者吗？他们真正需要的不是一纸居住证，而是附着在居住证上的公民权利。如果农民工的合法权利得到维护，不需要这证那证，一张身份证就可以证明身份，行使权利。在我看来，实行居住证制度只是尊重农民工权利的起点，并非脱胎换骨改变农民工群体身份的破冰之举。

　　近年来，好多地方都在关注、关爱农民工，并制定了具体关爱措施。比如，称农民工为新市民，淡化农民工称谓；将农民工子女纳入城市义务教育序列；建立农民工社保体系、住房体系；设立农民工日，等等。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农民工与市民权利不平等的问题依然存在。如同工不同酬、同命不同价，农民工维权存在瓶颈。除了苦脏累的岗位外，城市设置就业户籍门槛，等等。由于生活的压力、老板的霸道、法律制度的瑕疵，不少农民工处于城市的边缘。

　　比如，有的城市把外地户籍人员排除在住房保障、扶危济困政策范围之外；第一代农民工到达退休年龄，难以在打工城市退休，就是佐证。

　　所以，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最大的政策善意不在于居住证取代暂住证，而在于农民工等外来流动人口的生存发展权利得到尊重。从制度层面赋予农民工平等市民待遇，全力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尊重农民工形成风气，让他们感受到城市的包容胸怀。

　　当然，在城乡二元结构、户口附加值与公众身份情结尚未根本改变，户口尚不能自由迁徙的现实面前，指望一纸居住证让农民工与当地居民平起平坐过于理想化。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权利问题，离不开政府为他们撑起更大的权益保护伞。也期待彻底打破身份界限，消除户口附加值，建设人人平等的公民社会。

　　正如长期调研外来人口问题的安徽省社科院专家王开玉所言，“城市化不仅指农村人口从形式上转化为城市人口，更深刻的内涵是指生存条件、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的城市化。城市从心态上接纳他们”。当城乡二元化结构彻底打破以后，每一个公民都被纳入权利保障视野，社保、医保、住房保障权利实现全国漫游，不需要居住证撑腰，一张居民身份证就可以权利通行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