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在这个属于女性的节日当天，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浙江代表团的30位女代表没有集体穿旗袍亮相。饱受争议的“旗袍秀”看似结束，但讨论并未终止。(3月9日《齐鲁晚报》)

　　关于浙江代表团的30位女代表准备在两会期间秀旗袍，笔者在3月4日发表了评论《别让旗袍秀分散了女代表委员的芳心》。但在随后的相关评论，以及在本文的跟帖中，发现对这次引起舆论热议的“旗袍秀”产生了“歧义”。最初的新闻由头是这样的：“著名服装设计师吴海燕，3日晚上在北京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们下榻的宾馆之间来回奔波，为22位浙江女代表和8位女委员‘梳妆打扮’，忙得不可开交。因为她们正在连夜准备一场即将轰动北京、甚至世界的，名为‘华装风姿’的旗袍秀(3月4日《钱江晚报》)”。也就是说，相关两会代表在与会期间为“旗袍秀”忙得不可开交，这直接给人以“不务正业”的感觉。但在观点交锋中，却变成了女性代表能不能穿旗袍参加两会的话题了。于是，在舆论的影响下，浙江团会务组正式通知，明确要求浙江省人大代表出席人大开幕式时，应该身着正装。这显然是“跑题”了。

　　如果把两会代表不应该把精力花在穿着打扮上，理解为必须穿什么服装参加两会，相关的代表委员当然是很冤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浙江团女代表说，“我们不是政治花瓶。我们每个人都在各自领域内认真履职，不是只靠穿着打扮当选人大代表的。”

　　然而，能够代表民意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怎么就如此不体谅民意呢?在“旗袍秀”这件事上，民众的期许更多的表现出对代表委员的厚望，而这种厚望是建立在焦虑的情绪上的。换句话说，民众是寄希望于两会代表委员能够为国计民生建言献策，希望看到他们(她们)就当前的制度缺陷和社会问题为民代言。事实上，两会的重要意义也在于此。在两会特定的场合，有限的时间里，应该在千头万绪中理出一个轻重缓急，抓住重中之重。在这种事关国计民生的严肃政治场合，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前，有关“弘扬丝绸文化”的“旗袍秀”，也许真的还排不上号。当然，如果与会的女性代表委员悄无声息地穿旗袍参加会议，想必就不会成为公众话题。打个比方来说，孩子明天要参加考试，家长都寄予了厚望，如果看到孩子在临考前不是抓紧时间温习功课，而是急着梳妆打扮，忙得不可开交，任何家长都会发脾气的。

　　从舆论对与会代表委员穿戴的评头论足中，民众的焦虑情绪表现的尤为突出。笔者虽然对此持否定态度，但还是觉得这种焦虑是情有可原的。民众的焦虑大致来自社会的二级分化，由此带来的“仇官”或“仇富”倾向已十分明显。当看到不少与会代表委员身穿名牌时装，手提名贵包袋，就必然会担心，如此优越的生活体验能感知民生疾苦么?客观地说，这其中没有必然的联系。但那些被社会不公造就的弱势群体，那些希望通过这些代表委员为自己发出呼声的平民百姓，怎么会不紧张，不焦虑?在这种心态下，哪怕是“杞人忧天”还是“庸人自扰”，都是正常的——因为，他们没有代表委员的资格和水平。而作为能当选的两会代表委员，如果连这点民情民意都不能体谅，那么，怎么去为他们的切身利益代言?

　　因此，别太关注“女性代表和男性代表确有差异”，也别太在意“男性代表除了蓝灰色就是蓝灰色，没什么值得关注的”，更不应该去担心“如果女代表委员也都穿着蓝灰色衣服出现，那种景象也挺可怕”，值得关注、在意和担心的事情很多很多。既然是全国两会，请代表委员们体谅和满足一下民意吧。来日方长，锦上添花的事儿，大可会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