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下午，在全国政协会议分组讨论政协工作时，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环保总局原副局长王玉庆提出，希望在调研中看到真相，建议允许政协委员明察暗访，调研不要提前安排好。

　　“明察暗访”这个传统词汇的引入，对于代表委员的履职而言，显然具有现实意义。相较于真实地了解和反馈社情民意这一目的而言，明察与暗访本应是不可或缺、且有必要互相结合的调查方式，尤其是暗访，在很多时候更有助于真实情况的及时显露。政协委员在全国“两会”这样的议事场所，将“允许明察暗访”作为诉求提出，显现出难能可贵的积极履职愿望，不仅有必要，而且也具备合理性。

　　依据《政协章程》等相关规定，视察、参观和调研等均为政协委员合乎规定的活动形式，而《代表法》规定的人大代表义务中，也有“积极参加统一组织的视察、专题调研、执法检查等履职活动”的表述。代表委员的法定职能虽有差异，但在“调研”一项上却是一致的，只不过在相关规定以及日常的操作中，代表委员的视察活动，被要求通过统一的组织来对接进行。而这样“被安排”的视察活动，最容易得到的回应，便是被视察单位的所谓精心准备，甚至为此多次排演，让代表委员的视察调研活动流于形式，无法达到实效。正如王玉庆委员所言，“在调研中，看的点都是地方政府安排好的，走马观花，真正想了解实情很困难”，其在去年调研血铅问题时，由地方政府全程接待，导致很难掌握最真实情况，“回来后不知道怎么写报告”，而这样的体会显然并非个别代表委员的个别体验。

　　代表委员的履职行为是否“允许明察暗访”？事实上，尽管有包括政协《视察工作条例》等规定的细化，但也仅是将“视察”这一形式限定在“由政协委员会或者专门委员会组织进行”这种形式，而对代表委员的个人调研行为并未做太多限制性规定。相反，却对代表委员联系所在选区(或者界别)民众、沟通和反馈社情民意进行了明文要求。网上公布的一份苏州市政协提案答复情况显示，针对委员提出的“改进政协视察、调研方式”的建议，也得到了单打独斗的视察虽“暂不能开展”、但调研尽可自行视情况而定的答复。究竟如何更好地行使国家权力与国民之间畅通联络的使命，包括明察暗访在内的多种形式无疑都应充分鼓励，并且在制度上提供保障。

　　在地方人大的具体实践中，引入“明察暗访”业已并不那么鲜见。2007年，《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视察办法》出台，根据这一办法，北京人大代表视察应当注重实效，可采取明察暗访、突袭等多种形式。2009年，广州市人大也出台《关于规范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专题调研工作的若干意见》，将暗访的方式引入到代表调研中。从实践操作的情况看，在制度上明确赋予代表委员暗访的行事方式，对人大政协工作的真正发挥实效，对诸多社会问题的及时反馈与解决，虽仅是微调，但却对实际工作加了分。

　　民生疾苦与国家决策之间的沟通，容不得任何阻隔。而代表委员对明察暗访的需求，并非仅是视察、调研方式的一种改良，显然是对真实了解社会情况所存在困境的担忧。此次提出“明察暗访”建议的王玉庆委员，本身也曾有多年行政工作的经历，“提前安排视察路线、下级精心准备应付”等现象在各级政府活动中亦是屡见不鲜。甚至作为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都曾不得不多次采取“半路停车”的方式，来试图走进未经安排的参观地点，以图了解真实情况。“被安排”的视察可能一时无法根除，但更严重的是，代表委员(甚至官员)习惯于这种“被安排”，俨然乐在其中，便只会使得职责的履行存在被大面积异化的危险。

　　因此，确实有必要通过给予“明察暗访”一种明确的制度地位，来激励和催生代表委员的履职热情，进而强化人大政协的参政议政。毕竟，包括人大政协在内的多渠道制度设计，都应不断完善和修正其细节规定，在是否“允许明察暗访”之类的模糊限制处寻得突破，一切活动与规定，都应朝着有助于体察问题真相、访得民生疾苦的目标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