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的程序不仅是保护被追诉者权利的需要，而且是国家追诉犯罪正当性的内在需求。

　　作为规范刑事司法过程的程序法，刑诉法修改的核心当是程序，无论是有效确保国家追诉犯罪，还是体现人权保障功能，都必须在程序设计上进行均衡配置，程序是否正义，构成了我们审视、判断刑诉法修改优劣的重要指标。

　　此次修法围绕程序的合理与公正，对以往实践中出现的诸多程序弊端进行了完善。例如，草案为避免案件反复发回重审，久拖不决，增加规定限制发回重审次数，这是程序理性的体现，防止实践中上级法院为了推卸责任无休止地发回重审，更在诉讼效率上挽被告人于常年诉累和羁押的痛苦之中。

　　又比如，立法虽然设定了上诉不加刑原则，但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发回重审后原审法院加重处罚的情形，这已被法学界指摘为变相的上诉加刑。对此违背立法意图的司法篡改，草案在除“有新的犯罪事实”和“检察院补充起诉”外，作了“不得加重”的明确禁止，乃程序严密的体现，排除了程序缺漏下司法擅断对被告人造成的危险。

　　还比如，自从最高法收回死刑复核权后，死刑复核程序的再造一直悬而未决，草案规定讯问被告人和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等环节，引进最高检的监督，无疑朝着死刑复核程序司法化前进了一大步。这是程序自治的体现，为死刑适用打造更加严格而公正的最后防线。

　　另外草案对公诉案件和解程序的规范，也显现出避免司法操作失范的程序规制意图，以此化解民间对“花钱买刑”的担忧，实现司法正义前提下被害人利益保护的目的。而将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改由公安机关移送检察院再申请法院决定，不难看出在涉及重大权利影响的决定上，司法程序的中立化构造用心明显。

　　或许在程序正义的征途上，刑诉法还有许多值得推敲之处，但上述细节上的诸多变化已表明：公正的程序不仅是保护被追诉者权利的需要，更是国家追诉犯罪正当性的内在需求。

　　京华时报特约评论员兵临